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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抗得過去。可是到了“文革”時，來自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使彭紹輝陷於無限的痛苦之中。

彭紹輝和其他許多老同志一樣，是林彪、“四人幫”眼中的“民主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樣捱了整。1967年武漢“7·20”事件爆發，當時武漢有人來京向彭紹輝瞭解有關陳再道同志的情況，彭紹輝說：“陳再道，我知道。他是個老同志，是個好同志嘛！他有什麼問題，我看是沒有的。我敢打保票！”

就這樣一句話，彭紹輝就被誣陷為“百萬雄師”的黑後臺。一連開了他4天批判會，責令他交待檢查。後來，彭紹輝又被戴上了“彭德懷分子”、“賀龍分子”、“假黨員”等大帽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但是這個放牛娃出身的戰士，卻有一股堅強不屈的脾氣，在他受審查期間，制定了一個作息時間表，每天按預定的時間聽廣播，刻苦學習馬列、毛澤東著作。不過他偶爾也唉聲嘆氣，有一次妻子問他這是為什麼？彭紹輝說：“丟下牛鞭子，拿起槍桿子，幾十年來打仗，沒有脫離過黨，沒有脫離過軍隊，我有什麼問題？！現在不是我個人的命運如何；而是整個黨整個國家正處在危難之中。這樣下去，我真擔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啊！我要找毛主席。”

後來，在毛主席的直接於預下，彭紹輝恢復了工作。

當時，由張春橋、王洪文親自操縱的“上海民兵指揮部”，在一些壞頭頭的把持唆使下，橫行霸道，無惡不作，許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彭紹輝卻偏要捅這個“馬蜂窩”。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訊分隊組訓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彭紹輝提出：“會議的所有檔案、講話和典型材料不要發民兵指揮部，也不要提民兵指揮部。”彭紹輝還當著“上海民兵指揮部”的一個頭頭說：“你們那個指揮部不要再搞了嘛！再搞人們就弄不清那個指揮部說了算了！”

會後，有人將彭紹輝的這些話向“四人幫”告了狀。彭紹輝卻鎮靜地說：“我是為了維護黨的原則，有真理在嘛，我才不怕呢！”

面對一些人的非難，彭紹輝也有其“殺手銅”，他曾經理直氣壯地斥責一夥“造反派”：“我是毛主席的老鄉，誰不知道？毛主席理解支援我，不信你們去問毛主席。”

弄得那夥人面面相覷，不知進退了。

1968年1月的一天，彭紹輝胸部劇烈脹痛，妻子送他到醫院去看病，在康生炮製的“醫療服從專案”的情況下，彭紹輝遭到冷遇，等了兩個小時，無人診斷，只好回家。這樣他的病就給耽誤了下來。直到1970年他因患氣管炎胸部透視時，才發現患了主動脈瘤，但這時瘤子已經很大了。

當彭紹輝知道自己患了這種致命的病以後，他仍泰然處之，精神上和以往一樣，仍然十分樂觀，照常擔負大量繁重的工作。

這年的7月24日傍晚，在一個公園裡，彭紹輝驚喜地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總理關心地問：“你的身體怎麼樣？現在副總長多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彭紹輝向總理報告說：“請總理放心，我還能堅持工作。”

誰知，這次見面竟成了永別。1976年1月8日，彭紹輝聞訊周總理逝世後，大哭了幾天，經常在夢中呼喚總理。向總理遺體告別時，他沉痛地說：“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偉大的總理，這麼多含淚悼念總理的群眾，偏偏只有那麼小的一間房子悼唁，真是豈有此理，天理難容！”

深夜，彭紹輝抱病含淚寫懷念周總理的回憶錄。真摯的感情躍上筆端，淚水滴落在稿紙上。

“天安門事件”時，彭紹輝因膀胱大出血住院，他讓家裡人做一個花圈，請秘書寫上“一個紅軍老戰士敬輓”，並要親自坐車去天安門，幾次勸阻都不成。後來，家人和工作人員只得開車送他去了天安門。

到了天安門廣場，彭紹輝說：“這樣大的場面，歷史上是沒有過的，為什麼獻花圈的紀念碑前不開燈，這是悼念總理嘛！我要下車叫他們開燈。”

後來，警衛員只得請司機把車子繞紀念碑開了一圈，讓彭紹輝看了這個悲壯的場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靜了點。

朱德和毛澤東相繼逝世後，彭紹輝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深深擔憂國家的命運，失去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四人幫”當道，黨的前途、國家的前途將會怎樣呢？

彭紹輝一方面與“四人幫”作堅決鬥爭，同時加緊工作，以求減少黨和國家的損失。他每天晚上辦公到深夜12點鐘以後才睡覺，工作人員勸他早點休息，他卻反過來勸工作人員休息。他對秘書和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