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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賀龍的傳奇故事伴著廖漢生長大。

有一次，賀龍的隊伍從廖漢生家附近的平壩子經過，廖漢生和村裡的孩子們跑到路邊田埂上看“過兵”。只見一支隊伍走過來，隊中一個士兵身後揹著幾支像古戲裡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漢生、訴小夥伴：這個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裡就代表長官到了哪裡，查崗查哨，巡視軍情，糾察軍紀，下級見了都要向它敬禮呢。

廖漢生正講得有鼻子有眼，沒注意一個留著“一字胡”的軍官來到他面前，笑眯眯地問：“你是誰家的小孩子？膽子這麼大，敢看兵呀！”

那個時代，老百姓是怕兵的。聽說要“過兵”，惟恐躲避不及，誰還敢看呢。

廖漢生一看問話的像是個當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

留“一字胡”的長官就是賀龍。

賀龍誇獎了他幾句，率隊向洪家關走去。從此，這個敢看“過兵”的男孩子在賀龍的腦子裡留下了印象。

廖漢生的父親是桑植縣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長沙讀書期間，曾與湘籍著名革命黨人林伯渠結為好友，回鄉後致力於鄉村教育，在本鄉辦起小學，教授新課程、新知識。後來，在賀龍再三誠聘下，攜筆從戎，到賀龍部隊裡任職，做些文墨事。

一次，他向賀龍請假回家，要給兒子定親。賀龍同：“是我見過的哪個敢看‘過兵’的孩子嗎？”

“不是，是給漢生的弟弟定親。”

賀龍說：“那我也提個親吧。”當下，兩人就把賀龍二姐的女兒肖良良和漢生定了娃娃親。從此，廖漢生也就與賀家結下了不解之緣。

廖漢生10歲時，父親不幸病逝軍中。賀龍的大姐賀民英夫婦把靈柩接回桑植，幫助安葬。以後，廖漢生一家孤兒寡母，經常得到賀龍及其妹妹的關心、照顧。

1925年春，賀龍在澧州當了建國川軍第1師師長和澧州鎮守使，廖漢生和賀家的兩個小孩子被接到澧州過春節。在賀龍就職典禮這天，廖漢生趴在城牆上悄悄觀看，只見大操場上，佇列整齊，軍號齊鳴，賀龍身穿軍禮服，腰挎指揮刀，騎著高頭大馬，繞場一週檢閱部隊，然後登臺發表就職演說。廖漢生聽不懂講的內容，只覺得賀龍威風得很，神氣得很。

春節過後，賀龍派了一排兵把廖漢生等幾個孩子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書。

常德是湘西北的中心城市，省立二師是這一地區的最高學府。一個山裡伢子，第一次走出閉塞的山區，來到大城市，開闊了眼界，而且感受到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

從1925年到1926年，廖漢生在省立二師附小讀了三個學期。頭一個學期時逢賀龍擔任澧州鎮守使，廖漢生放假回來就在賀龍那裡住。第二個學期賀龍被軍閥趙恆惕逼出澧州，廖漢生的錢用光了，就給賀龍寫信求援。賀龍很快寄來30元錢，這樣才又上了第三個學期。到第三個學期結束時，賀龍已經帶隊北伐遠去了，廖漢生學費沒有著落，只好輟學回家。

廖漢生不甘心就此中止上學，回到家鄉後又進入桑植縣高小，學完了最後一個學期，總算畢了業。

在第二師範附小時，廖漢生曾有一個理想：發奮讀書，爭取畢業時考上前兩名，保送升入師範免費學習，然後像父親那樣當個鄉村教師。可是事與願違，從桑植高小畢業後，家裡實在沒錢供他外出繼續求學，他向母親哭鬧了一通也無濟於事，只得留在家中一邊幹農活，一邊幫別人帶小學生。

1927年夏，湖南農民運動的浪潮波及到偏僻的湘西山區，廖漢生和本鄉幾個高小畢業同學積極投身其中。他們從縣城領回宣傳品，在集市上貼標語，喊口號，出頭露臉，萬人矚目。然而不到一個月，反革命的血雨腥風又刮到桑植，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被鎮壓了下去。反動鄉長放出風來：“要教訓教訓這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崽！”

一起鬧農會的同學，有的見風使舵，投靠了團防隊；有的膽小怕事，活活嚇死了。廖漢生無法在家裡安身，於是投奔到賀龍的大姐賀民英處避難。

當時，賀家幾姐妹不甘心受壓迫，又受了賀龍的影響，先後拿起槍來自衛。廖漢生原來只想在賀民英處暫時避一避風頭，結果卻從此投筆從戎，像賀龍及其姐妹那樣走上一條武裝反抗舊制度的道路。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個訊息震驚了桑植：“賀龍參加共產黨的南昌暴動啦！”

人們驚愣未定，又一個訊息接著傳來：“南昌暴動垮臺啦！”桑植縣裡謠言四起，傳說賀龍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