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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的道路成了過去時。

然而，郭鳳蓮和大寨的轉身卻顯得格外艱難，對於包產到戶，大寨人確實在很長時間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一些群眾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

郭鳳蓮被調離後第二年，大寨才開始試行生產責任制，但是由於宋立英等黨員群眾的反對，1982年又走了回頭路。大寨成了“老大難”。

1983年，昔陽縣委專門成立了一個土地承包工作組進駐大寨，一待就是整整40天。當時擔任黨支部書記的賈長鎖最後對所有村民說，“別再讓領導為難了，土地按好壞搭配，以抓鬮的形式下放，男勞力每人5畝，女勞力每人1畝8分，集體的果園、牲畜、水利設施等等改成集體承包”。大寨包產到戶，比其他地方整整晚了兩年，賈長鎖完成了承包的組織工作後就卸任了。

此時，大寨沒有了排成長隊來參觀學習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風吹過曾經火熱的虎頭山和梯田。“郭鳳蓮”這個名字，也從人們的視野中長久地消失了。

剪報是郭鳳蓮在那段沉寂的歲月裡養成的習慣，她將與大寨有關的報道都剪貼了起來，細細地思量著、揣摩著。當時的郭鳳蓮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幸福是因為她收穫了家庭的溫暖，以往聚少離多的丈夫和孩子們給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26年後，郭鳳蓮感慨地說：“在困難之中才顯真情，我感到了家裡頭的溫暖，我丈夫和孩子們對我的這種愛護、體諒、理解比在60年代跟70年代還強烈！就是感到很不容易地走過來，現在又在政治上受了這麼大的波折，他們非常同情我。我感到我們真正的感情產生在80年代。”

郭鳳蓮享受著以前沒時間享受的天倫之樂，但這並不能抵消她思想上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她不明白大寨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時候，她特別喜歡一本小說——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托爾斯泰用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沉淪與復活，鞭笞了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農民的眼光重新審視社會現象。《復活》伴隨著郭鳳蓮度過了將近兩年等待分配的時光，也是兩年思考的時光。我們很難猜測這部著作給郭鳳蓮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也許開始嘗試用一種新的目光和邏輯去審視走過的路，這本身就是一種重生。郭鳳蓮已經意識到：無論是自己，還是大寨，都需要復活，需要重生。

她曾經說：“人生的道路很難，坎坷太多，也知道了怎麼堅持，怎麼鼓起勇氣堅持。正確的東西應該堅持，什麼時候也不要把它否定了。”

在那時候，有一個訊息曾讓她淚流滿面。1985年，陳永貴患肺癌住院。半年之後，病情惡化，他立下遺囑：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火化，骨灰運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生病期間，他經常只吃半片藥。臨終前，囑咐家人將藥片轉交國家。3月25日20時35分，陳永貴病逝，其骨灰被運回大寨。1988年，大寨人把他的骨灰葬在虎頭山上，立碑紀念。他的石像面帶微笑，身前身後是矮松綠柳，在一片柳葉依依之間，似乎在對歲月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在10年裡，郭鳳蓮調動了兩次工作，先在晉中地區果樹研究所擔任了4年零11個月的副所長，後又調任昔陽縣公路段當了4年零11個月的黨支部副書記。但不管到哪裡，她都無法排遣心中的沉重和孤獨。她的心始終遙望著大寨，因為那裡有她的青春和夢想，有她創業時的光榮和離去時的不甘。

與此同時，大寨村換了四任支書。雖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寬裕一些，但不論人們怎樣努力，都無法再使自己勇立潮頭。大寨人懷念光輝歲月中的郭鳳蓮，希望她能夠重新帶領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宋立英曾對上級領導說：“那麼一個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寨，現在你看成了這樣了。水洩不通，灰騰騰的也沒有人管了。要想讓大寨重新振興起來，你們還是要讓郭鳳蓮回大寨。”

歷史是無法割斷的（1）

2008年夏天，央視的記者用攝像機鏡頭記下了這樣的一幅場景：

遊客：您給籤個名吧。

宋立英：我沒有念過書。

遊客：那你怎麼會想到學寫字呢？

宋立英：來的人都讓簽名。這不，慢慢就學會寫了。

遊客：奶奶，這上面的照片都是你吧？

宋立英：對。

照片上的時代已經過去30多年了，歲月可以改變許多往事，包括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