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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問題上的作用/議會制度的優點和危險/適應現代要求，但會造成財政浪費和對自由的限制/結論。

我們在議會中找到了一個有名稱的異質性群體的範例。雖然議會成員的選舉方式因時而異，各國之間也有所不同，不過它們都有著十分相似的特徵。在這種場合，人們會感到種族的影響或者削弱，或者強化了群體的共同特徵，但不會妨礙它們的表現。大不相同的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美國，它們的議會在辯論和投票上表現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對著同樣的困難。

然而議會制度卻是一切現代文明民族的理想。這種制度是一種觀念的反映，即在某個問題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獨立的決定。這種觀念雖然從心理學上說是錯誤的，卻得到普遍的贊同。

在議會中也可以看到群體的一般特徵：頭腦簡單、多變、易受暗示、誇大感情以及少數領袖人物的主導作用。然而，由於其特殊的構成，也有一些獨特的表現，我們現在就來做一簡單說明。

意見的簡單化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在所有黨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黨派中，無一例外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根據適用於一切情況的最簡單的抽象原則和普遍規律來解決最複雜的社會問題。當然，原則因黨派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僅僅因為個人是群體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他們便總是傾向於誇大自己原則的價值，非要把它貫徹到底不可。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議會更嚴重地代表著各種極端意見。

議會有著特別質樸的簡單意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完美的典型。他們用教條和邏輯對待人，頭腦裡充滿各種含糊不清的普遍觀念，他們忙不迭地貫徹死板的原則，不關心事實如何。在談到他們時，人們不無理由地認為，他們經歷了一場革命，但並沒有看到這場革命。在一些引導著他們的十分簡單的教條的幫助下，他們以為自己能夠把這個社會從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結果使一個高度精緻的文明倒退到了社會進化更早期的階段。他們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採用的辦法，與極端質樸的人有著同樣的特點。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把攔在他們道路上的一切統統毀掉。不管他們是吉倫特派、山嶽派還是熱月派，全都受著同樣的精神的激勵。

議會中的群體很容易受暗示的影響，而且就像所有群體一樣，暗示都是來自享有名望的領袖。不過議會群體這種易受暗示的特點，又有著很明確的界限，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

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議會中的每個成員都持有牢固而無法改變的意見，任何論證都無法使其動搖。例如在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這類與有勢力的選民的利益有關的問題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賦，也難以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這些選民在投票期到來之前就發出的暗示，足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議，使意見的絕對穩定得到了維護。

一涉及到一般性問題——推翻一屆內閣、開徵一種新稅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見了，領袖的建議能夠發揮影響，雖然與普通群體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有時發現自已被夾在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因此難免遲疑不決。這解釋了為什麼經常會看到他在一刻鐘之內就會做出相反的表決，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例如剝奪僱主選擇和解僱工人的權利，然後又來上一條几乎廢除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於同樣的理由，每屆議會也有一些非常穩定的意見和一些十分易變的意見。大體上說，一般性問題數量更多，因此在議會中議而不決的現象司空見慣——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永遠存在著對選民的擔心，從他們那裡收到的建議總是姍姍來遲，這有可能制約領袖的影響力。

不過，在無數的辯論中，當涉及的問題議員們沒有強烈的先人之見時，處在主導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領袖。

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存在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組成群體的人沒了頭頭便一事無成，因此也可以說，議會中的表決通常只代表極少數人的意見。

領袖的影響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出的論據，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名望。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不知因為什麼情況威信掃地，他們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名望只屬於他們個人，與頭銜或名聲無關。關於這個事實，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