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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好吃的,果然發現了一包東西。孩子們一開啟,搶著吃,太硬了!個個呲呀咧嘴。看到孩子們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樹聲忍不住笑了。
隨即他收斂了笑容,嚴肅地對孩子們說:“你們剛才吃的是白薯面餑餑,不錯,是沒有米麵好吃。可就是這種東西,別說往日窮人難以吃到,就是如今廣大農村,由於災荒不斷,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對老百姓來說,能吃上這,已過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說罷又長吁短嘆一陣。此後,孩子們很少在飯食上挑三撿四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浪潮席捲全國,學校也亂了。這時,建初正讀初中,季遲讀小學,都回了家,不久都參了軍。
孩子都要走了,王樹聲心裡還真有點捨不得。臨別之際,他勉勵他們在部隊要好好地幹,要戒驕戒躁,不以高幹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島海軍服役。不久,頭疼難眠,寫信給家庭,想回來治治,王樹聲誤認為“太嬌”,不讓回。兩年後回來時確實病了,最後落了個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這,王樹聲就內疚,覺得有時自己做事太武斷。
小女季遲最初在北京某部長途臺當通訊兵。由於工作緊張,家雖近在咫尺卻好似遠在天涯。隨後,她又被下放到邊遠山野的部隊農場養豬、種稻。
肩挑手提,肩膀壓腫了,手腳由磨破而又漸漸長了老繭,她沒有怨言。唯獨伙食太差,她做夢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裡寄來不少好吃的東西,她又不能寫信朝家裡要,只好背地請戰友幫忙,寄來糖果“解饞”。季遲的良好表現,普遍受到好評,後來她被推薦上了軍醫大學。
長子魯光, 1964 年考取清華大學,攻讀光學機械專業。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某工廠,任光學產品驗收軍代表,工作認真負責。
1972年魯光二十六歲,墮入了愛河。快要結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臨近,全家卻若無其事。為新人安排的東西,僅一間房、一張床和兩床棉被而已。
王樹聲的警衛員楊伯鈞心想:高幹子女固然不應該大擺闊氣,可也不能“寒磣”到如此程度。於是,他自作主張,跟魯光商量好了,先將軍事科學院首長休息室的兩把金絲絨面椅子和一張大理石麵茶幾,暫時借來佈置一下新房,等婚後再行歸還。
夜晚下班時,小楊就順便把這幾件傢什搬上車,不想被王樹聲撞見,要小楊馬上物回原處。
魯光心裡很不舒服,王樹聲勸導說:“結婚擺那闊氣幹什麼?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錯嘛。再說,結婚是自個的事,怎麼能隨便動用公家的東西呢?”
王樹聲就是這樣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他處處想到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產黨員的模範代表。他給後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第十五章臨疾風抗濁浪光彩照人寰1966年,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年。
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開始湧動著一股“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巨浪。
當時身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王樹聲看到國家形勢像萬花筒一樣地變化,不由緊鎖著眉頭。他有一種不祥之感。
他看過吳晗的文章,為海瑞剛正不阿的形象拍案叫好,誰知一夜之間海瑞在姚文元的筆下竟成了彭德懷,竟成了所謂“右傾”。王樹聲對這種影射史學既震驚又氣憤。此時,他隱隱覺得事情還沒有完。
但王樹聲決然沒有想到,“文革”的烈火竟如此迅速地燒到親人和自己身上。
那是運動開展不久的一天。他的夫人楊炬下班回家,臉色陰沉,腳步沉重,半天不說一句話。
“又發燒了?”楊炬身體不好,常發低燒,王樹聲不由關切地問。
楊炬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淚水已模糊了雙眼。
原來,楊炬工作的三○四醫院的主要領導被點了名,被群眾要求“靠邊站”。
身為副政委、副院長之一的楊炬最初尚未受到衝擊。但隨著大字報的不斷張貼,楊炬竟越來越受到傷害,被勒令交待“罪惡歷史”。
首先,造反派說楊炬出身於地主家庭,為什麼要跑到延安?是不是軍統或中統的特務?
楊炬講到這裡,既委屈又氣憤。
這也難怪。早在1937年時,當年還是少女的楊炬從襄陽跑到延安的時候,她懷著滿腔的革命熱情。想不到被反覆盤問,是不是國民黨特務。那時楊炬的心就已碎了,但她理解黨,相信黨,而且在那險惡的戰爭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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