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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迴歸要交待來蹤。大姐忍受不了這種失去自由的生活，帶著弟弟妹妹去了內蒙哲盟草原。

大姐的父親一下失去了精神支柱。在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將一瓶鹽酸撒在老人的頭上，這位1930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忍受不住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當著數百人的面，仰首挺胸走進校園的湖水裡，一直走到水沒頭頂的地方，再也沒走出來。

大姐不止一次含著淚對我說，她後悔不該在那時離開父親。

大姐變得愈加低沉鬱悶，而二姐卻很開朗，或許只是一種認命的開朗，但在人們面前總讓人感覺不出是個家破人亡的姑娘。

二姐說大姐理想幻想不分，而她則是個現實主義者。她最現實的行動是大膽地追求了村裡一個年青的木匠。開始是偷偷的，其實村裡人都嚷遍了，只瞞著大姐。

“我真傻呀，”大姐對我說，“那天下工，村裡人遇見我都向我道喜，我問道什麼喜？他們說，你妹妹明天辦喜事呀。我罵他們缺德。他們笑著說，你才缺德呢，做姐姐的對妹妹的事一點兒不管。”

“你真的一點兒不知道？”我問。

“可不真的不知道。他們把我騙了。我曾對弟弟妹妹說過，爸爸的問題沒解決，誰也不許結婚。”

大姐接著給我講：

她跑回集體戶，正見二姐收拾東西，拉起她問結婚的事，二姐點了點頭。

大姐哭了，抱住二姐勸她別自暴自棄。二姐趴在大姐的身上像靜靜的小溪一樣無聲地流著淚。

大姐火了，將二姐推開，罵她沒良心，把爸爸都忘了。二姐任大姐罵，她說她認命了。

大姐無奈，哭夠罵夠了，抹乾了淚又點起油燈，為二姐張羅第二天的婚事。

我見到二姐時，二姐已生過兩個孩子，看到她那通紅粗糙的臉龐，那一身土氣的農婦衣裝，我說不出是崇敬還是悲哀。我們坐在一起彼此都很沉默，我感受到沉默中的她，眉宇間埋藏著很深很深的壓抑。

大姐的母親九死一生，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女兒。當時我正和大姐在通遼師範學院學習。那天天不亮，二姐的愛人就趕著毛驢車從百里外進城接老太太。老太太是延安幹部，看著女婿不說不笑的憨厚相，臉上冷莫多於喜悅。可走了一趟親家再回到通遼市後，那臉上便都是笑容了。她說她沒想到二姐家的屋子那麼亮堂，沒想到屋裡的傢俱那麼多那麼好，沒想到女婿那麼老實能幹。她說她放心了。

我也笑了，可心裡更感到阻塞，像有一塊頑石墜在胸中，吐不出，化不掉。

保加利亞倫理學家瓦西列夫在他的《情愛論》一書中將配偶的選擇標準劃分為五大類二十五項，詳盡之至令少男少女讀後春心驟醒茅塞頓開。只可惜他的一切論述都是建立在現代文明基礎上的，對於中世紀的女人，感情世界也只有像大江上的一片落葉，無底無根，隨波逐流罷了，哪有什麼愛情的選擇？

那麼知青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中國年輕的城市知識分子與知識層次生活習慣相差甚遠的農民結合，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的倒退呢？

瓦西列夫在談到“下層”社會集團與“上層”社會集團的男女結合時說：“這些‘下層’社會集團的男子或女子必然具有特別可貴的品質，否則很難解釋……這種高攀的現象。”那麼知青與農民的婚姻中，有多少農民可貴的品質可以使知青擯棄社會階層的障礙呢？

實際上在這種婚姻中，引發情愛的生理與社會諸因素在知青一方是不存在的。

人們不會忘記聞名全國的“遇羅錦離婚案”。無論遇羅錦現在的行為怎樣，她的婚姻悲劇畢竟是一個歷史的影子。她在談到嫁給第一個丈夫時說：雖然她是個右派的女兒，現行反革命的妹妹，可還得活著。

活下去畢竟是人生的第一慾望。

上述知青對婚姻的抉擇，實質上只為一個“活著”，因為她們的社會地位在文革中早已遠遠低於有著貧下中農成份的農民，她們實際上是在被農民所挑選。

我相信，有著如此遭遇的知青朋友看到我的文字一定在流淚。

我相信，從惡夢中醒來的知青一定在罵我，為什麼又讓她們想起那不堪回首的昨天。

五、結婚紮根

五、結婚紮根

兩朵藍色的山茶開了

從凍土中掙出

為了讓太陽生輝

它們卻很冷

將她們比做維納斯神廟的聖妓是最恰當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