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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脫離了計劃經濟時代全民所有的國有形式，所以無論它的考核也好，最終的晉升、業績處理也罷，都是取決與上一級行政官員是如何看待的，而非取決於市場，這樣一個不唯實，只唯上的特點，就決定了在國有企業中，做人絕對重於做事。

而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中國頓時出現了一個以政府為背景、國企為依託的權貴階層，它們在市場經濟中予取予求，隨心所欲地攫取資源，排斥異己，已經成為了國家經濟體系內最大的毒瘤。

歷史上的教訓（1）

陽光之下，再無新事。

當我們對“國進民退”這一話題大加熱議的時候，可能會感覺到這是中國現階段最尖銳的新問題，然而假如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來說，這樣的故事不僅毫無新意，甚至還有著深刻的教訓。

在中學歷史課本上，曾經有過這樣專門的一節，題目叫做“民族資本主義的春天”，內容描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忙於戰事，無暇東顧，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民族工業也因此呈現出繁榮的面貌。

可以說，這樣的論述是歷史課本中少有的準確言論，事實上，從自甲午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年增長率為，高於官辦工業，1920年時民族工業資本為國營資本的倍。到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民族工業資本年均增長率超過8％。

然而，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得盛行一時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遭遇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質疑，而就在此時，實行“統制經濟”的納粹德國，卻在一片廢墟之上重新崛起，實施“計劃經濟”的蘇聯，也透過兩次“五年計劃”，一舉成為了新興的工業強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計劃經濟的思潮便開始在中國氾濫開來，而在當時的國民政府決策層中，以蔣介石、宋子文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樣對“國有化經濟”情有獨鍾。

於是，在“九一八”事變的內憂外患之中，國民政府開始實施了全新的經濟體制，把國營企業的發展放在了首位。在1934年，原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工業建設，推行重工業建設計劃，成為當時全國範圍內權力最大的經濟主管部門。

而在七七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聯合辦事處，藉此對金融實行國家壟斷；同時，國民政府還透過資源委員會控制戰略資源，對經濟實行全面干預，到1939年的時候，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最終確定。

非常時期，在國家範圍內實行計劃經濟並無不可，然而在這種趨勢下所出現的種種侵吞行為，卻成為了摧毀當時中國經濟的最終禍患。

當國家資本進入到諸如麵粉、火柴、紡織、電力、交通等民間資本的傳統領地，並迅速佔據優勢的時候，一批以政府為背景依託的權貴官僚資本，則藉助了國有化的東風迅速崛起，憑藉著體制帶來的優勢，將許多優質的民營企業趁機納為私有。

於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金融壟斷、通貨膨脹、物資管制等負面因素又隨之而生，使得本來具有美好前景的民營企業在短短的時間內，就開始變得日益凋敝，在金融業只對國營企業開放的條件下，這些民營企業舉貸無門，不得不以高昂的利息去借高利貸，而通貨膨脹的壓力，又使得到手的資金迅速縮水，好不容易將企業發展的資金籌集完備，在物資管制的壓力面前又頓時束手無策，就這樣，民營企業在國營與權貴資本的雙重擠壓之下開始變得萎縮。

在抗戰勝利之後，大批日偽產業的被接受，更使得國營資本變得空前膨脹，到1948年的時候，民營工業資本縮水到僅為戰前的，而國家及官僚資本則增至戰前的倍。

在這場浩劫之後，大批的民營工廠紛紛倒閉，以至工人大批失業，物價飛漲，稅收銳減，通貨膨脹最終失去控制，導致了最後的大敗局。

歷史上的教訓（2）

在過去的總結中，我們在將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軍事因素的同時，往往也會捎帶批評一下經濟上的因素，現在我們看來，與其含糊其辭，不如說是這種權貴資本對民營資本的侵吞，才是一切敗局的總源頭。

及至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在痛定思痛之後，將“國營經濟民營化”作為新的發展方針，由此才帶來了臺灣經濟在七十年代所出現的騰飛。

回憶這樣的往事，意義並不在於史案鉤沉，找出更多的猛料，而是在今日“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以史為鑑，為我們的論述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