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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樣的大背景，國企的執行效率即便再低下，也會成為許多人千方百計想要靠攏和進入的“天堂”，因為只要能夠搭上政府的車，就意味著得到了壟斷下的超額收益，而且這樣的收益絕不用費時費力費資本，只需要靜靜觀望隨波逐流。

在筆者身邊就有這樣的例子，一個名校畢業的碩士，卻在畢業之後選擇進入了一所中專讀書。這樣的事情聽起來很荒謬，簡直相當於讀完中學再回頭讀幼兒園一樣，但是真實情況就是這樣，因為那所中專是一家大型國企的附屬培訓學校，畢業生有望直接進入這家國企工作，而他的碩士頭銜卻對此毫無幫助。

說到這個小故事的意義，是為了說明在政府參與市場競爭的前提下，那些所謂的國企，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個專為政府聚斂錢財的團伙，哪怕是到這個團伙中充當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也能夠撈上不菲的一筆。

當這種趨勢愈演愈烈、甚至蔚然成風時候，“國進民退”的惡果就顯露了出來——由於政府所持的是有偏向、有傾向、有私心的政策，那麼其利益指向就會針對具體的群體。而這就偏離了政府恪守抽象的、無特定目的的一般正當行為規則的立場。

在這個過程裡面，究竟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完全一目瞭然，由於政府的立場欠缺公平，使得政府強有力的干預身影屢次在市場中出現，凡是優質的資產，都可以隨意拿去，民營企業想要避免這樣的悲劇，就只能以灰色的方式，靠賄賂或是勾結來與權力部門取得同盟。

當這樣的行為成為常態的時候，無疑意味著對全社會基本準則的侵害，當權錢交易成為經濟領域中的新規則時，無疑意味著不正義與暴力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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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民退促生壟斷

當政府涉足經濟領域的時候，帶來的另外一樁“糟心事”就是壟斷的發生。

當市場不再是一種公平、公正的環境時，原本平淡無奇的競爭就變了味道，那些以政府為背景的國有企業，很容易透過對市場和優勢資源的壟斷來取勝。

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倡導的民營經濟，以及私營經濟這些先進的理念，在國有化的壟斷趨勢面前，逐漸被消弭殆盡，在這場國有化的運動面前，政府與國企攫取社會資源的主要方式，就是以行政命令強權介入。

比如說，在政府公佈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之後，各產業中卻對此報以非常冷淡、甚至有些抗拒的態度，按理說，國家出資支援產業振興發展，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大家的反應正好截然相反呢？

這個原因就是政府出資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產業振興，而是“趁機摘桃子”，趁機將經濟領域中最優質的資產賤價買走，將最優質的民營企業併入國企之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使盡招數，甚至不乏強制的行政命令。

比如說，在近日內蒙古地區出臺的一項新政策中，明確規定本地的私營煤礦企業必須與國有煤礦集團或者是國有煤炭企業進行整合，直接被國有主導的企業納入旗下，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山東，日照鋼鐵集團在政府的重壓之下，不得不接受了山東鋼鐵集團的“重組”方案。

在民營經濟十分發達的紹興，也有著上千家企業，不得不面臨著國有企業的接管，甚至於在民企內部成立了專門的“民工委”、“政工委”，直接對民企進行干預，要求對其監管實現程式化、日常化，類似於這樣的手段，幾乎在全國範圍內都有出現。

即便是那些著名的大型企業，在這一波“國進民退”運動中，似乎也難逃悲劇性的命運，譬如說，在乳業領域鼎鼎大名的蒙牛集團，就不得不被國有的中糧集團受讓部分股份，而擁有東南地區民營資本注入的中西部油田，也都被當地政府重新收歸國有。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國進民退”，實則上是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的強權，對優質資產、優質企業進行強行的兼併，其目的昭然若揭——透過這種兼併取得壟斷地位，再利用這種優勢地位和優勢資源進行壟斷定價，用以獲得壟斷下的超額利潤。

在這一點上，有著清晰的例子可以作為佐證。

在我國的資訊產業內，依靠壟斷地位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的行為，早已為我們每一個人所感知，比如說，像固定電話的月租費、行動電話的雙向收費，都是極度不合理的收費專案，然而在這些領域，消費者是沒有另外的選擇的，因為壟斷的存在，使得這些壟斷企業可以肆無忌憚地抬高資費標準，甚至是巧立名目來進行不合理的收費。

再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