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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了。他十七歲那年,在感染上鼠疫之前逃出了崇山村。但當看到崇山村黑煙沖天房子被燒時,再也忍不住又跑回了村子。回來後他就發了燒,母親看著他反正活不了了,就用縫衣針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擠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後再扎。如此反覆將所有的膿包都挑破。他口渴不已,向母親要水喝,母親不給他喝水只讓他喝白酒。 第二天他奇蹟般地活了過來。
在崇山村的街上,我們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師王景榮,他拉住我們,告訴我他家裡死了六個人,燒了八間房,十六歲的堂兄弟死的時候連棺木都沒有力量置辦,用床板抬著出葬的時候,嘴裡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著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時候家裡沒有一個人在身邊。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時停下腳步,每一次駐足聽到的都是悲慘的事,每遇到一個老人,都可以見證一段歷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歷史並沒有翻過去,它還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攪和在一起。仇恨如酒,發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會一代代地說,仇恨在一代代地傳。這樣對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好處。”王培根說,“現在是一個機會,把非人道的東西說出來,這是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經幾十年沒有見過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記憶裡,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幫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況。
當時只是為了調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義烏的鄉鎮作黨委書記多年,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他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開座談會。但是,對於崇山村的受害情況一個人一個說法。有的說死了五百人,有的說死了上千人。王培根當時參加了這個座談會,多年當黨委書記的經驗讓他知道,這樣的數字拿出去只能壞事,一點用都沒有。
他回去就製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畫上年齡、姓名、性別、死亡時間、報告者、證明人,另一張表是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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