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的中國勞工以決死的氣概在耿淳的帶領下，在日本花岡舉行了暴動，其中400多人悲死他鄉。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花岡暴動。日本愛好和平的民眾沒有忘記這場悲劇，把花岡暴動日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自1952年開始，每年舉行中國遇難勞工的慰靈儀式。

1985年，中國的報紙報道了遠在日本的靈祭的訊息。生活在河南農村的暴動大隊長耿諄老人看到後思緒萬千，夜不能寐，給日本友人寫了一封信。

人們都沒有想到，當年的暴動大隊長還活在世上。

1987年，花岡暴動42年後，耿諄老人在日本和平運動人士的幫助下重返日本。更為傳奇的是，一位行動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諄的手放聲痛哭，耿淳老人認出了這就是讓暴動推後三天的“小孩太君”。

這時人們才知道了一段泣天地動鬼神的故事。為了保護這個被中國勞工稱為“小孩太君”的日本人，中國勞工們冒著生命危險和行動失敗的風險，將暴動整整推遲了三天時間。

小孩太君叫越後谷義勇，曾經是花岡勞工的監工，因為他年齡小心地善良總是暗地裡幫助中國勞工，勞工們暗地裡稱呼他為“小孩太君”。小孩太君管糧食，經常偷偷給生病的中國勞工送米麵。另外還有一個“老頭太君”，看到中國勞工食不果腹無力勞動，就在他監工的時候讓大家休息，自己望風。暴動原定在6月27日，在一切都準備就緒的時候，勞工們發現，27日監工的正是兩位幫助過中國人的日本人。

暴動的計劃是殺掉監工的日本人，但是對這兩個日本人，中國人認為是有恩的人，殺是絕不可以的。就是不殺，他們也怕連累他倆。於是為了這兩位，勞工暴動推遲了三天。

1995年8月，日本律師大森代理山西盂縣四位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訴，隨後，1996年3月，又代理山西另外兩位性暴力受害者提出了第二起訴訟。中國人也開始像亞洲其他國家的受害者一樣，發出了自己的索賠要求。

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日本和平運動開始在日本舉行亞洲戰爭受害者的證言###，透過書籍和多媒體在日本社會傳播受害者的聲音。日本人開始瞭解了亞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1991年８月東京召開了《亞洲太平洋地區戰後補償國際論壇》，參加會議的亞洲戰爭受害者公開要求日本對他們進行賠償。這一年裡，韓國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七件訴訟。

在中國國內，1991年童增寫出萬言書——《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1992年，萬言書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流傳，並得到他們的認可。這是中國民間索賠的聲音第一次上達國家最高權利機關。民間的呼聲讓國家感到不可忽視。

全國七屆五次人大會議上，安徽代表王工、貴州代表王錄生等38名代表遞交了《關於向日本國索取受害賠償的議案》，被列為第七號議案，議案認為這是代表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華加害的所有中國人、中國公民、外籍華人向日本索賠，是政府之間放棄的戰爭賠償之外的賠償。

就在人大代表提交議案時，童增在北京發出了有1萬多中國公民簽名的致日本國會的公開信，強烈要求日本國會向遭受巨大生命財產損失的中國人民進行謝罪和賠償，其中要求對受到瘋狂殺戮而死去和受傷的中國平民、傷員、戰俘進行賠償；對被迫服苦役的勞工、慰安婦、細菌戰受害者、被日軍狂轟濫炸中的傷亡人員進行賠償以及歸還掠去的文物和大量財產等。

“戰爭索賠洞開了一扇門，透過這扇門日本侵華戰爭後許多遺留問題都顯露了出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認為，“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們因此有了現實感。大家才發現在戰爭時期竟然發生過那麼悲慘的事，而它們一直遺留到今天，使歷史問題成為一個社會現實問題。”

王選向石井四郞宣戰

細菌戰訴訟不同於任何一件中國民間對日訴訟事件。因為細菌戰從來就是一段被日本與美國聯手抹掉的歷史。向世界揭露這段黑暗歷史的意義從一開始就大於訴訟本身，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訴訟是為了揭露。

在英國BBC廣播公司拍攝的細菌戰的紀錄片裡，出現了一箇中國女人。片子裡講述的是在一個陰雨天裡，這個黑衣黑傘的中國女人來到石井四郞的墳前，突然她用日語開始喊：“石井四郞，我是王選，你犯下的細菌戰的罪行，現在開始，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動對你進行審判！要靠人類的進步審判你！”

在BBC的這部紀錄片裡，王選被當作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