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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難逃；呂千秋窮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為命，人情融融。這是一個對比。老舍對於善良、正直的人們的愛，對於靈魂卑汙、一味營私者的厭惡，熔鑄在這個對比中了，讀者是不難體會到的。李顏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徵性。老舍說：“她是個活人，而說著作者要說的話，並且很自然，因為她有神經病。”（注：《閒話我的七個話劇》。）李顏是“瘋婦”，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錯亂失常，而只借其“瘋”，讓她在適當的場合，講最清醒的話，直接地傾吐作者自己的愛憎。這種藝術處理的結果，就使這一形象具有了象徵的意味。李顏的形象，在劇本中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和喬仁山形成對比，一個堅強，一個軟弱，一個果斷，一個多慮，在對比中，不僅使各自的個性表現得更鮮明，而且由於強烈地突出了李顏的復仇心理，頗能喚起讀者的抗戰熱情。

《誰先到了重慶》以北平為背景，表現了淪陷區人民渴望擺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為了克服以往劇作中不注意舞臺效果及人物的動作性較弱的缺點，老舍在這個劇本中有意照顧了舞臺排程上的某些特點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臺的”（注：《閒話我的七個話劇》。）。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有助於上述弱點的克服，然而又帶來了新的問題，由於人物動作過多而形成了蕪亂，同時，老舍擅長刻劃人物性格和精於對話的本領，頗難發揮。老舍在完成這一劇本後，深有感觸地說：“我看哪，還是去寫小說吧，寫劇太不痛快了！處處有限制，腕上如戴鐵鐐，簡直是自找苦頭吃！”（注：《閒話我的七個話劇》。）由此以後，老舍真的開始醞釀寫小說了。

在醞釀寫小說的同時，一九四三年，他還是和別人合作，又完成了兩個劇本，一個是與女作家趙清閣合寫的四幕話劇《桃李春風》（又名《金聲玉振》），一個是與肖亦五、趙清閣合寫的四幕話劇《王老虎》（又名《虎嘯》），這是老舍在抗戰時期的最後兩個劇作，這兩個劇本都有較好的基礎，因為老舍當時疾病纏身，加之又是與他人合寫，未能進一步修改加工。

我們介紹了老舍的抗戰劇作，並對幾個重要的作品作了簡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戰劇作是老舍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份重要遺產。這些作品全部取材於抗戰時期的現實生活，儘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著差別，但是總起來看，它們所包含的社會內容是豐富的。尤其是作家的愛憎感情，在劇本中表達得鮮明而感人，構成了這些抗戰劇作的一個重要特色。它歌頌英勇獻身的抗日將領，它讚美人民的抗日熱情，它鞭撻漢奸，揭露國統區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諷刺發國難財的“政府”官僚與投機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靈，滌盪青年的悲歡苦悶的情緒，在真實、自然的生活描繪中，無不流溢著作者的鮮明的感情色彩。由於作者的愛與憎都緊密地聯絡著全民族的抗戰事業，所以作品的時代感，也就顯得比較明確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的藝術探索精神的作家。寫話劇，本來是他宣傳抗戰的一種形式，但是他決不因宣傳而忘記藝術。在創作中，他不斷總結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力爭透過完美的藝術，喚起讀者與觀眾的共鳴。這種探索精神，使他對話劇藝術的表現手法與特點，有了較為透徹的瞭解與把握，這就為他建國以後從事話劇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無論從那個方面看，他的抗戰劇作都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

《火葬》及其它

老舍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小說創作，從時間上看，集中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和一九四四年以後。中間的五年，創作的重心是話劇與通俗文藝，小說寫作幾乎近於停頓。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老舍所寫的短篇小說，多數都收在《火車集》與《貧血集》中了。這些作品，就內容而言，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正面描寫人民的抗日行動，表現了愛國主義的嚴肅主題，如《浴奴》、《人同此心》、《小木頭人》等。《浴奴》中胖婦人的形象著墨不多，卻有感人之處。這個處於生活底層的普通婦女，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肉體。當小陳和小孫兩個社會渣滓，拐騙她去陪日本兵洗澡時，胖婦人趁機將日本兵掐死，之後，她跳樓自盡。胖婦人的信念只有一個：“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殺死一個！”。《人同此心》也是寫淪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鬥爭的，我們看到，時刻設法殺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氣方剛的大學生，還包括拉洋車的苦力和在衚衕口縫補衣襪的老媽媽。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鐵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們在各自的處境中，為消滅侵略者盡力。他們的仇恨、信念與行動，顯示了蘊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