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3/4 頁)

，對“慈祥而又堅強”的母親的思念（《抬頭見喜》）；或者是歷數生活經歷的坎坷和困窘（《自傳難寫》、《到了濟南》）；或者透露一點自己寫作生涯的訊息（《一九三四年計劃》），都顯示著一個正直而又清苦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這些散文，因為多系自道身世，難免流露著感傷，但也不乏幽默。《自傳難寫》夾敘夾議，用語莊諧結合，處處涉筆成趣；《抬頭見喜》則於辛酸的回憶中流露著對未來微茫的希望，看出作家酸苦的心態。這些抒情散文寫得親切、真摯、深沉、厚重，是老舍人格的自然流露；從這些文章可以約略看到一些老舍的為人。

關於老舍，胡風說過如下的話：

舍予是經過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沒有被這些所湮沒，反而現得更突出，更難能而且可愛。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複雜的枝葉所襯托著的果子。在他的客客氣氣，談笑風生裡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話還是笑話的那一種幽默，現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裡正閃耀著他底對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時卻要為國家，為公共事業，為友情傷心墮淚，這恐怕是很少為人知道的（注：《祝老舍先生創作二十年》，《抗戰文藝》第九卷第3、4期。）。

胡風講的是老舍的為人，它可以從一個側面幫助我們認識老舍的性格，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老舍的幽默詩文。

嚴格地說，老舍的幽默詩文並不是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也有一些草率之作，它們或者失之於思想浮淺，或者失之於格調油滑。對於一個在摸索中前進的民主主義的作家，這是很自然的事。

在學生們中間

一九三四年七月，老舍辭去齊魯大學教職，八月十七日隻身走上海，想“試試職業寫家的味兒”。（注：《我怎樣寫〈牛天賜傳〉》，《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但是，上海已不是老舍想象中的樣子，而是一片蕭條景象。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的魔影籠罩著文藝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摧殘了一切人民文藝的生機。就在老舍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等書店和上海藝華電影公司先後被搗毀；他離開上海以後幾個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因《申報月刊》登出一些抗日言論，國民黨特務在滬杭公路上暗殺了《申報》主持人史量才。老舍到上海後看清楚了“專仗著寫東西吃不上飯”。朋友們也勸他不要冒險。他只得又折回山東，九月，應山東大學之聘，到青島山東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

山東大學歷來有重視新文學創作的傳統。一九三○年五月，當山東大學的前身國立青島大學籌建時，楊振聲任校長。楊振聲本人即是熱心於新文學創作的著名作家，他的《玉君》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小說創作中佔有一定的地位。一九三一年以後青島大學更名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易人，這個傳統還是保持下來了。國內一些知名的學者、作家如聞一多、洪深、王統照、趙少侯等，都曾相繼到山大任職。

如果說，老舍在濟南於明麗的湖山景色之中看到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下人民的苦況，在繁鬧的市廛看到由於國民黨的腐敗籠罩在市民頭上的一片灰色，那麼，在青島，他在咖啡館、電影院、海濱浴場這一個花花世界之下，卻聽到了人民反抗的“潮聲”，看到了“山東兒”樸素、堅毅的精神。

他很喜歡山東大學的學生。他看到：在學生單純的生活裡隱伏著勇毅和獻身的精神，樸素的裝束下跳動著一顆“紅熱的心”。他清楚地知道，海上停著的各國的軍艦扼住了青島港的咽喉，“此地的經濟實權在誰何之手”，但是，山東大學學生的蓬勃的朝氣，使他內心裡感到充實，“國破山河在”，他並不悲觀。他說過如下的話：

不管青島是怎樣西洋化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東。‘山東’二字滿可以用作樸儉靜肅的象徵，所以山大——雖然學生不都是山東人——不但是個北方大學，而且是北方大學中最帶‘山東’精神的一個，我們常到嶗山去玩，可是我們的眼卻望著泰山，彷彿是這個精神使我們樸素，使我們吃苦，使我們靜默。往好裡說，我們是有一種堅毅的精神；往壞裡講，我們有點鄉下氣，我們也會自傲的說，我們在這兒矯正那有錢有閒來此避暑的那種奢華與虛浮的摩登，因為我們是一群‘山東兒’——雖然在青島，而所表現的是青島之冬。”（注：老舍：《青島與山大》，山東大學《二五年刊》（1936年）。）

老舍在山大曾經先後擔任《歐洲文藝思潮》、《外國文學史》、《小說作法》、《高階作文》（即《小說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