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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孔子與墨子的第三點不同：代表不同。不過，我不認為他們一個代表士人，一個代表庶民，而認為他們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計程車。什麼是“士”？簡單地說，秦漢以前計程車，是貴族的最低一級；秦漢以後計程車，是平民的最高一級。周代貴族四級：天子、諸侯、大夫、士。秦漢平民也是四級：士、農、工、商。春秋戰國時期計程車，上有貴族，下有平民，自己夾在當中，上下浮動。為什麼會上下浮動呢？因為這個時候計程車，既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不動產。當然，這兩樣東西，他們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稅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襲的職位，叫“世職”。但是後來沒有了。失去了世職和食田計程車，就成為無業遊民，與庶人沒什麼兩樣。他們既然沒有穩定的工作（世職）和不動產（食田），又不能當真像庶人一樣種田做工，那就只能作為“毛”依附於一張“皮”。也就是說，他們要生存，只能依附於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為上士，升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當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則可能下降為庶民。也就是說，士這個階層，也分為上層和下層。上層接近大夫，有貴族氣；下層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層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層的代表。

一　儒與俠（5）

分化的同時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參與政治，武士主要參與軍事。文士的上層可以做智囊，下層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層可以做將領，下層就只能做保鏢，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寧肯保持獨立自由的身份，成為“遊士”；或者並不固定依附於某個高階貴族，有合適的事情就做，沒有就閒著，來去自由。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俠的代表。

儒也好，俠也好，都是“自由職業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幫別人操辦禮儀和傳授詩書。俠的工作，則主要是幫別人排憂解難和看家護院。這是他們的飯碗，卻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飯碗，隨時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領袖和導師。因為他們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歸宿感。要知道，儒和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間，就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張專政和集權的韓非，就把他們視為國家和社會的禍害，說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必須予以剷除。許多儒和俠自己也不爭氣。下等的儒，為了混口飯吃，死皮賴臉。聽說有人辦喪事，就不請自到。下等的俠，為了餬口謀生，不講原則。只要有人肯花錢，就前去殺人。顯然，這是不行的。統治者不答應，他們自己也不滿意。也就是說，儒和俠，都需要引導，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俠的引路人。孔子為儒指引的出路，是讀書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讀書和做官之間遊刃有餘，謂之“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墨子為俠指引的出路，是平時自食其力，急時行俠仗義。比方說，一方有難，便前往支援。歷史證明，孔子的路是陽關道，也是獨木橋。為什麼是陽關道？因為能夠榮華富貴步步高昇。為什麼是獨木橋？因為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但陽關道也好，獨木橋也好，總歸能走。墨子的路，卻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沒法出人頭地，行俠仗義則不為官方所容。因此，最終儒家勝利，墨家失敗。失敗者留在過去，勝利者面向未來。孔子就是未來的代表，墨子就是過去的代表。

顯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個階層，兩個代表。

不過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處，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則和底線。孔子明確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論語·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