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頁)

人的“門前雪”都打掃乾淨了，也就用不著去管別人的“瓦上霜”。不過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青山長綠，泉水長流。可惜，誰也不能保證那泉水不幹。沒有人禍，還有天災麼！也因此，我們仍必須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見義勇為。何況春秋戰國時期，人禍也並不比天災少。頻繁的戰爭，頻繁的###，頻繁的宮廷政變，哪一天消停過，又哪有什麼“相忘於江湖”？恐怕只有“相鬥於戰場”。這才有了眾多思想家的爭鳴，即都希望為這個有病的社會和###的時代，找到一個醫治的辦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麼，道家對當時的社會狀態滿意嗎？

不滿意，甚至更不滿意，早就不滿意了。孟子推崇堯舜，墨子推崇大禹，莊子則是連堯舜禹都要否定。在莊子看來，事情就是從堯舜禹開始壞起的。而且，追根溯源，這筆賬還得算到三皇五帝頭上。在《天運》篇，莊子編了一段老聃與子貢的對話，可以看作儒道之爭的一個案例。這故事講，子貢問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雖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卻是一樣，為什麼先生偏要說他們不是聖人呢？老聃說，年輕人，你靠近一點，我來告訴你。黃帝治天下，還算行，因為他讓人心純一（使民心一）。這個時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樣的，誰也不把自己的親人看得比別人重要。即便親人去世，也不特別悲痛。帝堯就有問題了。他治天下，讓人們親親（使民心親）。結果是每個人都只親愛自己的親人，疏遠別人，人與人之間就有了隔閡。帝舜的問題又大。他不但讓人們區別親疏，還讓人們互相競爭（使民心競）。小孩子生下來五個月就會說話，一點點大就知道區別人我，害得許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問題更大。他治天下，讓人心變壞（使民心變）。人人都用計謀，個個都害別人（人有心而兵有順），還認為理所當然，是殺盜賊而不是殺人（殺盜非殺人），是為了天下而不是為了自己（自為種而天下耳）。結果是什麼呢？是“天下大駭，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亂，儒家、墨家都跑出來了，蠱惑人心，害人不淺。究其所以，就因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從堯舜禹開始壞的嗎？怎麼怪到三皇五帝那裡去了？原來問題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堯舜禹的“亂”。這就是道家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有治必有亂，治為亂之源。

二　從楊朱到老莊（5）

由此可見，儒、墨、道三家的社會觀和歷史觀可謂有異有同。相同的是，他們都認為當時的社會出了問題。不同的是，他們對出問題的原因看法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呢？孔子和墨子認為是缺少愛，老子和莊子認為是瞎折騰。

老莊是反對摺騰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六十章》）。小鮮，就是小魚。烹煎小魚，應該怎麼樣？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過地皮溼，火到豬頭爛。功夫到了，魚骨頭都酥了。如果頻繁地用鍋鏟翻，還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國家，也如此。不要折騰，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騖遠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說：老百姓為什麼肚子餓？就因為統治者收稅多（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老百姓為什麼難治理？就因為統治者做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老百姓為什麼不愛惜生命，就因為統治者太想萬壽無疆（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貪生怕死，又貪得無厭，當然就有為，就折騰，就做事多。做事多，怎麼就難治呢？因為“君有為，民多欲；君行暴斂，民多盜賊”，這是“歷史之必然”（高明《帛書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雞摸狗？你能橫徵暴斂，我就不能多吃多佔？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莊子的說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誡統治者千萬不要自作聰明。《莊子·胠篋》說，人們為了防賊，總是喜歡把自己的櫃子、箱子、袋子用繩索捆得緊緊的，鎖釦鎖得牢牢的。這也頂多就能防範那些小偷小摸。要是來個江洋大盜，扛著櫃子、拎著箱子、提著袋子就跑。哈！他還生怕你繩索捆得不緊，鎖釦鎖得不牢。統治者也一樣。他們築城牆，建軍隊，設政區，立法度，講道德，怎麼知道就不是為那些“竊國大盜”準備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會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會，最好的管理、領導、統治，也應該是看不見的。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寫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說是遠古，也有人說是最好，其實都一樣。因為在老子和莊子看來，最好的時代也就是最古的時代。不知有之，就是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