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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取也”，而且這兩句話是連在一起的，全文是“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犧牲個人來滿足社會（損一毫利天下），不對；犧牲社會來滿足個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對。社會和個人是對等的，誰也不能損害誰。只有個人和社會都不受損，都不犧牲，才是“天下大治”。這就是楊朱思想的完整表達。這樣的思想，怎麼能叫“極端自私”？

更何況當時的情況，不但是要求小民們犧牲個人（損一毫），而且犧牲個人的結果，竟不過是犧牲整個社會（悉天下）來滿足另一些個人（奉一身），這才叫“極端自私”！問題是，這種極端自私的行為，卻又是打著“大公無私”（利天下）的旗號來進行的。因此，為了矯枉，只好過正，即為了否定“悉天下奉一身”，只好連“損一毫利天下”也一併否定。也就是說，你想“損人利己”嗎？對不起，我“一毛不拔”！

看來，楊朱的思想是被曲解了，楊朱本人也被妖魔化了。這也並不奇怪。思想的傳播有一個規律，就是“簡單化”。因為只有簡單化，也就是說，只有把深刻的思想變成通曉明白、簡單明瞭、一聽就懂、琅琅上口的短語和口號，才能得到最廣泛的傳播。這可是有風險的。由於語言的多義性和理解的多樣性，這些簡單的說法很容易被曲解。如果這種“簡單化”的工作還是由論敵、對手或者不懷好意的人來做，就很有可能被“妖魔化”，比如共產主義就曾經被妖魔化為“共產共妻”。楊朱思想的命運，也大約如此。“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觀點，如果被刪去後半句，就已是片面，已是歪曲；如果再被簡單化為“一毛不拔”，那麼，想不被妖魔化，都不可能。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孟孫陽的那句話：你們是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啊（子不達夫子之心）！

實際上，楊朱不但主張“一毛不拔”，同時還主張“天下為公”（詳見本書第六章第二節）。他也不反對天下大治，更不反對天下太平。只不過在他看來，這不能靠犧牲個人來實現。因為所謂“天下大利”，正是無數“個人小利”的總和，這就叫“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因此，只有每個人的生命都不受傷害，每個人的利益都不受損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這就叫“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了，即“無為而無不為”，或者說“不利而無不利”。所有人都不損害自己，那就沒人受損害；所有人都不做犧牲，那就沒人做犧牲。一個既沒人受損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犧牲的社會，豈非太平盛世？

問題是，這可能嗎？

儒家認為不可能，墨家也認為不可能，只有道家認為可能，而且應該。於是，他們便又有了第三個分歧：積極有為，還是消極無為。

二　從楊朱到老莊（1）

消極無為，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區別於儒、墨、法三家的緊要之處。儒家主張推行仁義，墨家主張推行兼愛，法家主張推行法治，他們都要做些什麼。道家卻主張什麼都不做，而且認為越做越糟糕。只有什麼都不做，才能實現天下太平。

這種觀點，老子有，莊子也有。這裡說的“老子”，就是《老子》一書的作者。《老子》一書的作者是誰，沒人能夠肯定。以前有說是李耳或老聃的，也有說是太史儋或老萊子的，至今也沒弄清楚，我們且不去管他。《老子》一書寫於什麼時候，也不清楚。但我贊同許多學者的看法，應該成於孔子之後，莊子之前，比墨子和楊朱還要晚一些。《老子》其書，也有各種版本。過去流傳的版本，都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卻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高亨、池曦朝先生認為，前一種是道家傳本，後一種是法家傳本（《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這個我們也不管，還按大家熟悉的版本來。總之，諸如此類的筆墨官司，我們都不在這裡打，隨大流。反正本書所說的“老子”，就是《老子》一書的作者。至於他是誰，這裡暫不討論，後面我會談點看法，也只是僅供參考而已（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三節）。

莊子是什麼人，卻大體上是清楚的。莊子名周，字不詳，大約生於公元前369年，卒於公元前286年，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與孟子同時而稍晚。莊子是宋國蒙（今河南商丘）人，當過蒙地的“漆園吏”。這“漆園吏”是什麼意思？是漆園這個地方的小吏，還是看管漆樹園的小吏，也不清楚。我們只知道，莊子一生都很窮，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