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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烽火綠洲（6）

1950年8月30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國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遠門，兒童院為每個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還給每人發了一個新的小箱子，裡面裝滿了書籍和玩具。每個孩子還獲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車徐徐開動了。孩子們把小臉緊緊貼在車窗上。他們看到，溫柔的女教師們把臉深深埋在手掌中，雙肩聳動；他們看到，小夥伴們追著汽車，奔跑、跌倒……。他們睜大雙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視線模糊了；他們張大嘴巴，想最後呼喚一聲親愛的夥伴，可是喉嚨哽咽了……

再見了，這片養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見了，這些在患難時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見了，我童年溫暖美好的記憶！

再見了，我的第二故鄉！

回家的路是漫長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艱難的。

當列車駛入中國大地的時候，孩子們看到的是戰亂後滿目瘡痍的土地、凋敝落後的人民、各種各樣“古怪”的民風民俗。一切和自己剛剛離開的那個國家竟是那麼不同，竟有那麼大的反差。孩子們驚訝地觀察每一樣事物，那感覺就像來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這些從國際兒童院歸國的孩子們，在心理上都經歷了痛苦的“闖三關”的過程。

首先是家庭關。

侯果力：

“列車到了北京。在站臺上，我們站成一排，家長們也站成一排。先念學生的名字，被點名的人向前走幾步。然後念家長的名字。兩個出列的人，就這樣對上了號，就這樣相認了。現在想起來，就有點像認領東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於父母投身革命工作無暇照顧，一出生就成為“多餘的人”，被送到兒童院撫養，因此對生身父母沒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來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幾年未曾謀面。如今，突然要對兩個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媽媽，或者身邊突然出現幾個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緣在召喚，心理上也一時難以接受。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還要承受來自親人的異樣的目光。所有這些，對於年紀尚幼的孩子來講，都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負擔。

在國際兒童院長大的孩子，從小形成了獨特的家庭觀念：院長就是父親，女教師就是母親，所有孩子不分種族膚色，都是兄弟姐妹，兒童院就是一個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們“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個個分散的小家，孩子們一時難以接受和適應。

其次是語言關。

這些孩子出生、成長在蘇聯的土地上，個個說得一口標準流利的俄語，漢語卻幾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著炎黃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國人”。回到國內的家庭圈裡，他們聽不懂別人的話，自己也無法用漢語表達。語言的障礙造成心理的隔閡，很多孩子終日鬱鬱寡歡，陷入深深的壓抑和苦悶中。

最難過的是思想關。

回到國內，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沒有了麵包、黃油、牛肉，每天是難以下嚥的饅頭、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剛剛經歷戰爭嚴重摧殘的中國，生活水平自然不能與條件優厚的國際兒童院相提並論。而周圍人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更讓孩子們困惑不解。

這些巨大落差，對於這未諳世事的孩子們來說，不亞於一次劇烈的心理地震。孩子們無比留戀生養他們的蘇聯的土地，他們熱愛那裡的一花一草，思念那裡的“親人”。孩子們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現實，渴望馬上回到那個無比親切的環境中。

趙綺蓮：

“剛開始，我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適應，時常想念蘇聯。記得我們學習漢語後試著造的第一個句子就是：“我們要回蘇聯。”我們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機會向周圍的老師和領導用蹩腳的漢語表達我們的立場：我們要回蘇聯。”⑩

第二章　烽火綠洲（7）

為了使這些孩子儘快融入到社會中，政府可謂煞費苦心。

從蘇聯畢業的大學生在參加工作前，被安排進入北大語言班先補習兩年中文。考慮到小孩子的適應能力有限，特地將中學生和小學生安置在生活習俗與蘇聯比較接近的哈爾濱，進入中長鐵路子弟中學，和蘇聯專家的孩子們一起學習中文。在這裡，夥伴們又歡聚在一起，又能夠暢快地交談，又能夠吃上親切的麵包和香腸，孩子們的小臉兒上重新浮現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