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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雙方約定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對方內政原則，發展和鞏固兩國間的經濟文化關係。這奠定了兩國關係間政治上相互支援、經濟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礎。19

此後，中蘇兩國政府陸續簽訂了《蘇聯幫助中國建設與改造五十個企業的協定》、《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專家協定和貿易協定》、《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和議定書》、《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等檔案。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蘇兩國的經濟、軍事、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第四章　決策（2）

根據兩國政府間達成的協議，蘇聯前後給予中國總額達六十六億多舊盧布，年息為百分之一的優惠貸款。

為了幫助新中國儘快建立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期間，蘇聯援助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工業建設專案，史稱“156項工程”。實際投入施工的約一百五十個專案，涵蓋了包括航空、電子、兵器、航天、船舶、鋼鐵、有色金屬冶煉、化工、機械、、煤炭、電力、石油、醫藥等國民經濟各個關鍵行業。“156項工程”的實施，為新中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框架，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使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能力有了質的提高。

與此同時，蘇聯派遣了大量的專家來到中國。從工藝製造到國民經濟規劃，幾乎在各行各業都有蘇聯專家手把手傳授專業技能的身影。據蘇方統計，在1954至1957年期間，根據雙方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蘇聯派遣的專家數量達到近五千名。20

以俄為師

新生的人民政權，決心以蘇聯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系為範本，勾勒一個嶄新社會的藍圖。

1949年10月5日，劉少奇在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上指出：

“我們要建國，必須‘以俄為師’，學習蘇聯人民的建國經驗。……蘇聯有許多世界上所沒有的完全新的科學知識，我們只有從蘇聯才能學到這些科學知識。”21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他們（指蘇聯共產黨人）不僅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告誡大家：

“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目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熱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22

新國家的建設，急需大量具有專業技術水平的建設和管理人才。決策者很快意識到，現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儲備，與日新月異的需求相差甚遠。

戰爭艱苦環境下自己培養的工農幹部，在知識的系統性、專業型方面存在嚴重缺陷，難以滿足現代化大工業生產的需要，而隨著解放事業程序陸續加入革命隊伍的舊時代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也還有一定距離。

舊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烙印，不僅專業設定不完整，而且明顯重文輕理，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改造並孕育出國家迫切需要的大量工程、科技人員。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敵對陣營對新中國實行遏制並孤立的政策，在外交、經濟和文化領域採取封鎖和扼殺的手段。大量懷著迫不及待的心情矢志報效祖國的海外學子，被敵對勢力以各種理由羈絆阻攔，不能立即回國效力。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向蘇聯大量派遣留學人員，全面、系統、深入地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和先進科學技術的戰略決策。

1949年7月，劉少奇等秘密訪問蘇聯時向蘇方提出，除了派遣專家來華幫助工作外，希望蘇聯接受中國派遣留學生，以幫助中國培養建設和管理人才。這一請求得到蘇方的積極響應。

1950年6月，周恩來總理指定國家文教委員會馮乃超同志、外交部伍修權同志、###陳新民同志組成工作小組，負責選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