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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講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做板書和推演。

這種授課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師不僅對講授的內容真正消化貫通，還要不斷完善和補充；另一方面，學生沒有現成的資料照抄，需要主動從老師傳授的內容中捕捉關鍵的成分。

與此相對應的是，每次下課之前，老師都要佈置數量可觀的參考讀物，要求學生課後閱讀。在這些參考讀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種不同論點，其中有些是和老師講授的觀點相悖，甚至是違反主流意識的。

學生在閱讀這些課外讀物的過程中，沒有現成的教條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揚棄、吸收。這種對於不同觀點的平等接觸，豐富了學生的視野，也有助於他們形成相容幷蓄的治學態度。

蘇聯高校的學術風氣是開放的。

在蘇聯的大學裡，至今保留著一種叫做“習明納爾”的教學方式（中文譯稱討論課）。課前，老師就某一討論課題佈置作業。課堂上，通常以一個學生的主題發言為開端，大家展開討論。學生們爭先恐後、暢所欲言，經常會就某個問題爭執起來，火爆的場面層出不窮。

記得我剛進入蘇聯大學學習的時候，在“習明納爾”的課堂上還不好意思開口，怕說得不好“丟面子”。後來我才體會到，在這種開誠佈公的討論中，得出怎樣的結論並不重要，關鍵是鼓勵學生勇於形成自己的獨到見解，並且有條理、有依據地表達出來，在激烈的意見交鋒中闡釋、完善、捍衛自己的觀點。這種日復一日的鍛鍊，對於學生們培養開放交流的心態和堅持己見的勇氣是大有裨益的。

有賴於開放的學術氛圍，蘇聯的大學成為各種不同學術觀點共存與競爭的舞臺。而蘇聯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觀點的交鋒顯得格外尖銳。

第八章　潤物無聲（2）

許寶文對此深有感觸：

“在學校裡，經常會有某個學者的研究成果報告會。會場上，同行，甚至同事間會為某個學術觀點，在眾目睽睽之下爭得面紅耳赤，絲毫不留情面。這令我們已經習慣於中庸哲學的中國留學生們一開始感到不太適應。

記得有一次，一個年輕人做了成果介紹之後，系裡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權威馬上站起來說，‘你講的東西，在理論上和證明上根本站不住腳。……’不料那位年輕人毫不讓步：‘你提的問題實在沒有水平。你要我證明的東西，就像要我證明我自己不是一頭駱駝一樣毫無意義！’這種針鋒相對、火藥味十足的對話，讓我們聽得心驚肉跳。更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幾天後再次見到他們，兩人又談笑風生，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在蘇聯，就學術上的某個問題展開正面交鋒是很正常的現象，不會牽扯到學術以外的其他烏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不論是真知，還是謬誤，都在面對面的褒揚針砭中浮出水面。對科學真理的認知，就是在不斷的爭論和證明中向前推進的。相反，那種‘和事佬’的作風，才是科學進步的最大障礙。”

毫不誇張地說，蘇聯學術界的整體水平之高，學術精英群體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稱首屈一指。

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學術泰斗並沒有深居象牙之塔。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務之外，還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書育人之中。

蘇聯的大學非常重視低年級學生的基礎教育。

眾多的博士、教授活躍在大學低年級的講臺上，為學生們講授基礎課程。在為低年級授課的教員中，也經常可以見到加盟共和國科學院、甚至全蘇科學院院士的身影。他們傳授的不僅僅是科學知識，更是嚴謹的治學方法；他們的大師風範和言傳身教，對於學生科學觀、方法論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畢業於列寧格勒森林工程學院的田裕釗＇U27＇教授向我回憶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學時，高等數學是由著名的數學家米特羅波爾斯基授課。為了激發學生對機率、機率推理、機率邏輯的興趣，培養嚴格的科學態度、學會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學編成小組，分別到公共澡堂中，對剛剛洗完澡的男人，基於他製作的統計表，進行全身各要素的測量。除了身高、體重、腰圍、手指長度等基本資料外，凡是能夠在人體上丈量、可以客觀記錄的身體器官部分的數值，都要測定登記。學生一代換一代，但這種丈量測定的工作一直沒有間斷。

他指導的研究小組，根據機率論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數法則，進行了不間斷地統計學分析，饒有趣味地發現了許多“相關”，證明在某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