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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老馬的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只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確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至於小馬，我又失敗了。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雖然如此，我們的訊息只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著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像一箇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於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產兒。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像個活人。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於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於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討厭，沒有別的。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確是有這種討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係，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群可憐的半瘋子了。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它們極容易使《二馬》成為《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著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為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準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這是我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三角戀愛永不失為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像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它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全篇寫完，我又託酈堃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把它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

第四節　新加坡

一、巴黎與三等艙

離開倫敦，我到大陸上玩了三個月，多半的時間是在巴黎。

錢在我手裡，也不怎麼，不會生根。我並不胡花，可是錢老出去的很快。據相面的說，我的指縫太寬，不易存財；到如今我還沒法打倒這個講章。在德法意等國跑了一圈，心裡很舒服了，因為錢已花光。錢花光就不再計劃什麼事兒，所以心裡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還拿著我幾個錢，要不然哪，就離不了法國。這幾個錢僅夠買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無法，到新加坡再講吧。反正新加坡比馬賽離家近些，就是這個主意。

上了船，袋裡還剩了十幾個佛郎，合華幣大洋一元有餘；多少不提，到底是現款。船上遇見了幾位留法回家的“國留”——複雜著一點說，就是留法的中國學生。大家一見如故，不大會兒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經濟狀況：最闊氣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個佛郎，比我闊著塊把來錢。大家把錢湊在一處，很可以買瓶香檳酒，或兩支不錯的呂宋菸。我們既不想喝香檳或吸呂宋，連頭髮都決定不去剪剪，那麼，我們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幹嗎不快活呢？大家很高興，說得也投緣。有人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