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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等都是企圖擁戴皇帝來搞中國維新之人。上個世紀末，中國與日本都曾受到西歐諸國觸手的撫摸，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以及庚子事變，日本在經歷了荷蘭船、貝利、尊皇攘夷的內戰之後進行了明治維新。西歐的東洋經營還順便為東洋人帶來了文明開化。康有為們只是因一時糊塗，而向皇帝請願，提出改革維新主張。如後來辛亥革命所證實，沒有任何實權的彼等文人只能是發一番議論而已。與之相反，日本的維新因是腰中帶刀者所為，雖得以按計劃進展，不過由於搞得過火，也失敗了。

在中國人看來，康有為的那類意見無足掛齒。清朝皇帝的統治怎麼講都令人不痛快。當官的要穿清式官服、戴斗笠似的帽子，而且還留著尾巴似的玩意兒。老人們會不時提醒明朝滅亡有二百四十幾年啦；拿起貨幣，那上面也有不認識的滿文。

儘管嘴上不說，行動上亦未表現出來，然而在異民族統治之下，即便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同化，內裡的那種民族牴觸還是相當強烈的。某學者因曬書時吟了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而被殺頭的訊息，在人們中間口口相傳。

清朝長期採取科舉取士的制度。年輕人練習寫八股文以求早日考中，接下來便花錢買得一官半職，然後利用官職，儘快地以各種手段斂財——歸根到底是在政府與百姓之間大撈其財；一旦操之過急，合###變為非法，結果在大撈了一把之後逃回老家。這種貪汙手段造就了一批擁有小資產的大家族。

最後清朝決定廢除這一科舉制度，代之以向歐美選送留學生。然而其數量極少，平庸者酷似近來的渡美大學生，優秀者到了外國得以更好地審視自己的國家，待到幾年後回國時，會成為與政府毫無干係之人。

不過這個時期，即使不靠政府，也還有自己留學這一條路。特別是去日本，又經濟又便利。因此，當科舉的大門關閉之時，讀書的青年人因為沒了出路，非常多的學生就東渡來了日本。不僅學生，很多革命家也來到這裡。革命黨“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推翻清朝政府是當時中國人所持有的心理，革命是“必到”之事。在東京的學生和革命家都感到體內蘊藏著某種興奮。

在東京都電的神保町與駿河臺下之間，朝北向有一家書店。店名我不記得了，只記得那書店有一面陳列窗，陳列窗內擺放著《民約論》啦、《無政府主義》啦之類的書，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非常之暢銷。書架上放著林琴南將西洋小說按照中國口味改寫而成的作品以及古老的《水滸傳》、《紅樓夢》之類的小說。當時的日本人正沉浸在幾次勝利的喜悅之中，對中國人的舉動亦沒有特別干涉。學生們由於那附近兩家中國餐館的存在，總算平復了對公寓膳食之不滿。在這一學生界的幕後，革命組織正在不斷發展壯大。順便交代一下，所謂的革命沒有絲毫英雄主義色彩，抓到了就要被殺頭。孫文、黃興不時地在東京露面，學生都歡迎他們。

另一方面，漸漸地學生多起來，也不知對日本有何妨礙，總之警察當局制定了所謂的學生取締規則。因是公安局的立法，很像近來的出入境管理法。物件是外國人，本國國民不大注意這個，故而無需考慮什麼民主、立憲、人權之類的，可以隨意進行逮捕、驅逐、查抄。對此，留學生們以全體回國來進行了回應。

不過另一方面，為革命家提供幫助的人也為數不少。而且還有“###浪人”。這個在當時——當然任何時候都一樣——可能是出於這樣一種普遍的想法，即認為對於外國的反政府派，若為他們提供保護，日後會用得著。可當中華民國成立時，最晚一個表示承認的也是日本。據說當時認為“中華民國”一名對帝制日本有不良影響，而發明了“###共和國”這個名字的是外務省的官僚。中國人對待外國，出於禮貌，都使用好字，如英、美之類，可是日本的漢學界，卻對別國不用好字相稱。

孫文和黃興進行了多次革命嘗試，終於於1911年10月取得了成功，即辛亥革命。然而新興知識分子以及同盟會卻沒能維持此次革命的成果。不久孫文也將總統之位拱手讓於袁世凱，自己很快站在了反對黨的立場上，被迫從頭再來。一切舊官僚都不希望自己的地位被動搖，因此革命黨無法發動他們。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革命與文學——記同日本有關的人和事（2）

回顧辛亥革命以前，情況大抵如上所述。科舉制的存在，導致中國自古以來政治與文藝關係密切，因為人們以文章來書寫政治。這文藝之中已經不包括卑俗的小說。那些科舉落第、衣食無憂但卻庸庸碌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