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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錯了，毛主席說過一句話：‘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我就是用這個來說服自己承認我錯了。”往事如煙，屠岸不堪回首：“當年我們那間牛棚裡呆了好多人，我和賀敬之、張穎（曾經是周總理的秘書）呆在一間屋子裡，鳳子呆在我們的隔壁。但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問思想情況，兩個人竊竊私語是千萬不行的，因為會有人聽到了向上彙報———寫思想彙報不光要彙報自己的思想，還要被勒令彙報看到的情況。有時我看到有些人神態不對，也不敢問，唯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

１９６８年之後，屠岸看到被關進牛棚的人成堆成群，心想：關牛棚也不過如此吧！便也能睡得著覺了，睡不著的時候就背誦杜甫、李商隱或者莎士比亞和濟慈的詩。

屠岸：用生命與美的詩魂擁抱（6）

１９６９年９月，屠岸去了文化部五七幹校，從懷來到寶坻，最後到了天津郊區的靜海縣團泊窪。屠岸在靜海乾校艱苦的體力勞動之餘，擁有自己的一塊心靈淨地。夜深人靜之時，他偷偷地寫舊體詩，背誦莎士比亞、濟慈的詩。這成為支援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詩人就像當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樣，偷偷地在自己的心裡進行“地下藝術創作”。任何艱難困苦的處境也不能阻擋詩人的心靈寫作。這時他寫過的詩詞中有一首《清平樂》是這樣的：“三生有幸，畢竟棚門進。惡鬼瘟神全得信，硬著頭皮聽訓。一抬頭陣陣春風，低頭懶得裝瘋。驚歎瘋狂世界，嗚呼救救兒童！”

１９７３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幫”，詩歌生命的春天來到了，詩人才有了重新歌唱的機會，才有了在藝術天空裡重新翱翔的激情。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屠岸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擔任過該社的總編輯、黨委書記，後又擔任了中國作協理事、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等職。詩人的創作環境改變了，詩人的人生哲學和詩歌哲學如同一棵飽經滄桑之樹，強勁、堅毅。一首首佳作從詩人心靈的深處源源不斷地流淌出來。《白芙蓉》一詩就是其中的一首力作，此詩被選入由卞之琳、牛漢主編的《共和國新詩五十年》之中。

作為十四行詩的作者，屠岸一談起它馬上神采飛揚。他認為十四行詩與中國古體律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首十四行詩就是一個小宇宙，它不像自由詩那樣隨意，而是有開頭、高潮和結尾，有起承轉合，足以充分地詠物言志。他最推崇的中國十四行詩代表詩人是馮至。

１９８６年屠岸出版了他的詩集《屠岸十四行詩》（花城出版社），此詩集出版後，得到眾多詩界同仁的稱譽。詩評家楊匡漢稱“《屠岸十四行詩》的問世，標誌著又一位中國十四行詩人的成熟”；李元洛對詩人的詩大加稱道，稱“屠岸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風格的詩人，他的風格整體美學特色可以用‘高雅典麗’一語來概括”；著名詩評家謝冕、吳思敬也都對其詩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您屬於哪個詩歌流派？”對此，屠岸說：“我很難確定自己屬於什麼流派，什麼主義，我只是憑自己的感覺寫詩。總的說來，我寫詩是本著關懷別人，關懷群眾，關懷民族，關懷國家的初衷。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愛人。這一點是貫穿始終的。當然也有寫內心世界的詩。但沒有愛心，詩歌就沒有生命。”

“您認為中國新詩是否存在被冷漠的現狀？主要問題在哪裡？”屠岸直言不諱：“當代詩壇並不是沒有佳作、力作，但不能否認現在新詩處於低谷。真詩和偽詩在相互搏鬥，新詩在嚴峻的環境中進行著艱苦的掙扎。某些詩人或者對環境不適應，或者為迎合而媚俗。科技猛進、資訊爆炸、經濟全球一體化等時代特徵給詩歌提出新的課題。窮則變，變則通。詩人們也許正在尋找一條適應新的時代、新的受眾的詩歌道路。但是我要說，萬變不離共宗，詩歌不能離開真善美，不能離開人民群眾的審美要求。否則，詩就變到詩的反面去了。”

屠岸這位“詩愛者”，對詩有著樸素的、不加修飾的、發自內心的喜愛。說到技巧之於創作的重要性，屠岸說：“沒有生活就沒有詩，沒有思想就沒有詩，沒有技巧也就沒有詩。詩最好不要有刀斧之痕，這不等於詩不要技巧。天然渾成，天衣無縫，不是沒有技巧，而是最高的技巧，達到了化境：‘從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技巧規範。怎樣學習技巧？說不好，靠各人自己去摸索，不僅可從文學作品，也可以從其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