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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年，從沒間斷。1972年，毛澤東的秘書認為錢已還清，便不再送去，毛澤東知道了，說：“這個錢不能停，還要還行嚴老的‘利息’呢。”到了1973年春節，章士釗生病住在醫院，毛澤東的秘書又送來2000元，章士釗接到這份饋贈時，激動得雙手發顫，對夫人吳弱男說：“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經濟上幫助我，怕我錢不夠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說是還錢還利，其實這筆錢是當時向社會名流募捐的，我不過是盡了一份力罷了。”

章士釗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還致力於學術研究，他喜歡柳宗元的詩歌文章，幾十年來，只要有時間，便認真閱讀，並寫下一些心得，從不間斷。從1963年起，他便將這些學習心得彙集起來，整整花了七年的時間，終於在1970年完成。這部學術專著分上下兩部，取名為《柳文指要》。在上部完成時，他曾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緊張公務之餘，認真審閱了他的書稿。毛澤東看得十分仔細，所有謄寫錯誤之處，都予以改正，並寫信給章士釗說：“看了，引人入勝，希望下部寫好，及時送給。”

《柳文指要》一書於1971年正式出版，此時，章士釗已90高齡，他十分高興，興奮之餘，特仿陸放翁詩，題七言長句一首，詩云：

…………

二十年間試回想，新生萬木森森立。

老夫蠡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

詩成笑比墜驢人，遮莫夔龍紛滿壁。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將《柳文指要》一書作為紀念品，送給

了尼克松，尼克松帶回美國後，將這部書收藏在白宮國會圖書館。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社會上出現要打倒劉少奇及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的逆流，章士釗認為，不應該隨便打倒黨和國家領導人，便本著知無不言的精神，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久，收到毛澤東的回信，信中表示：“為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隨後，章士釗夫婦得到了政府的特別照顧和保護，沒有受到衝擊。

1973年春，章士釗已是92歲高齡的老人了，但他內心縈繞的，仍是祖國統一大業，他常說：“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沒有能夠完成，等身體稍好些，我還要到香港去，還要去會一些老朋友。”

4月份，章士釗感覺身體、精神狀況都不錯，便向周恩來總理提出，前往香港探親訪友，尋求和平統一的途徑。他的願望得到了黨和政府的支援，周總理十分關心他的健康，親自為他赴港作了仔細安排。

5月25日，章士釗老人面帶喜悅，來到機場，他一眼便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那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這是一般人難以享受的待遇，老人感動了，頓時眼圈溼潤，他握著總理的手，表示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總理交給的任務，一定要有所成就。

和談代表章士釗（5）

章士釗到香港後，先見到了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人，故舊見面，頗多感慨，都為50年代那次沒有成功的談判感到惋惜，並表示要繼續為祖國統一盡力，透過各種途徑向蔣介石進言，以促成國共兩黨的高階談判。

但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便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到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轉重，雖經香港醫生盡力醫治，卻終不見好轉。

6月30日，章士釗病情惡化，持續高燒，漸不能言語。老人自知難以生還，他示意家人拿來筆和紙，然後伸出顫抖的手，寫下了最後幾句話：“趕快報告總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便處於昏迷狀態。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病重的訊息後，立即指示醫療隊緊急赴港，盡一切辦法穩定病情，然後護送老人回京醫療。然而，當醫療隊風塵僕僕地趕到香港時，章士釗已於7月1日凌晨與世長辭。他為祖國統一大業，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章士釗逝世後，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黨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國民黨的###，表示要繼續老人未竟的事業，早日促成祖國統一。

章士釗的骨灰由專機運回北京後，7月12日又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會。郭沫若致悼詞說：“章士釗先生解放前夕為國共和談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