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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章士釗的要求，中共中央進行了認真研究與討論，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去香港試試是可行的，並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同意，派章士釗到香港去做統戰工作。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託章士釗帶到香港，想法透過各種關係轉交給蔣介石。

中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倡導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臺灣迴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的辦法：第一，除了外交統一中央外，其他臺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歡迎蔣介石能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他先會見了在香港負責國民黨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這個許孝炎是湖南沅陵人，與章士釗是同鄉，抗戰時期，在重慶和章士釗同為國民參政員，常在一起開會，平時交往密切，關係甚好。抗戰勝利後，章士釗去了上海，許孝炎在南京，見面機會少了，後來，許孝炎逃往臺灣，章士釗留在大陸，好幾年沒有見面了。這次香港會見，分外親熱，章士釗向許孝炎談了中共統一祖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設想與誠意，並託許孝炎轉交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

許孝炎聽後，感到事關重大，即從香港飛往臺北，直接到蔣介石的“總統府”，親手將中共的信交給了蔣介石。

蔣介石展開中共的信件，反覆看了幾遍，然後是長時間的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經過一年認真考慮後，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說有要事相商。於是，許孝炎急忙飛回臺北，在“總統府”，蔣介石與許孝炎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

蔣介石說：“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實際瞭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至於人選，不擬自臺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說完後讓許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了一下，當即提出三個人選，請蔣介石從中決定一人。這三個人選分別是：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文、現任臺灣立法委員的宋宜山，蔣介石透過反覆權衡後，選擇了宋宜山。於是，蔣介石將到北京探聽虛實、開啟國共僵持局面的任務交給了他。

這個宋宜山是蔣介石黃埔軍校時的學生，也是湖南人，還是國民黨名將宋希濂的哥哥，與國共兩黨均有關係，可謂是蔣介石的最佳人選。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到廣州，再乘火車到達北京。章士釗親自到車站迎接，並陪同宋宜山參觀了北京的工廠、農村。應宋宜山的請求，章士釗還陪他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探訪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見弟弟在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生活得很好，也十分放心。在此期間，周恩來專門約見了宋宜山，與他進行了親切談話。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也會見了宋宜山，與他就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等問題進行了具體會談。所有這一切，都給宋宜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返港後，向蔣介石彙報，使已經開始了的接觸能夠繼續下去、發展下去。章士釗的辛勤勞動，看來要有所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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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談代表章士釗（4）

5月裡的一天，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釗到車站送行，他握著宋宜山的手，情意深長地說：“希望再見到你的，是你陪同國民黨更高的官員前來談判。”宋宜山笑了，也充滿信心地說：“我們會再見的。”

宋宜山回香港後，寫了1．5萬字的報告，經許孝炎轉給蔣介石。因報告中對共產黨、對新中國的成就頌揚過多，蔣介石看了心中不悅，並通知不讓宋宜山回臺灣當面報告。這樣，本來可以深入的國共兩黨談判擱淺了。

雖然如此，章士釗仍然充滿信心，繼續致力於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1961年，國家連續發生了三年經濟困難，章士釗也與全國人民一樣，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毛澤東知道後，親自找到章士釗，告訴他：“當初你支援留法勤工儉學的那筆款子2萬元，是我親手借的，一部分給了去歐洲的同志，一部分帶回湖南開展革命活動。我說新中國成立後還給你的，一直沒有還，現在有稿費可以還債了。”

此後，每年農曆正月初二，毛澤東的秘書便送2000元到章士釗家中，直到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