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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改變不打表的現狀，而“紅的”則真正作為“綠葉”。但“紅的”12000多臺，從數量上來看，它就是天生的主角。一場鬧劇上演了，演員們沒有對話，只有獨白。

在這場戲劇裡，記者天然地站在了市民的一方，揪住政府的方案，仔細地研究起來。本應作為陪襯的“紅的”，卻成為媒體攻擊的物件，什麼事你較起真來，真的擋不住。上週，南都一篇《市民等五年　降了1毛錢》的報道幾乎轟動了整個物價和交通系統，也為市民的情感宣洩提供了出口。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確做得非常辛苦，運價是一堆數字，記者的任務就是在這一堆數字裡找到規律，並提煉出來。十餘年不用的方程式都用上了，我和編輯一個計算，一個檢查，耗費了近三個小時，終於看明白了方案的規律，那就是對於絕大部分市民來說，只有一毛錢的優惠。當然，事後物價局制訂方案的“高手們”對我的這個說法非常“反感”，他們說，為什麼只提優惠1毛的事情呢，還有市民享受了兩塊五的優惠呢。好吧，我理解他們，或許換了我們任何人坐在那個位置上都會說出這種話來。但老百姓也不是吃白飯長大的，比記者優秀的數學精英多得是，我相信記者看明白的事情，老百姓也看得明白。

真理從來就是*裸的，*裸的東西就不是那麼容易讓人接受。不過，這次政府官員也覺得很委屈，他們的重點在“綠的”，人們卻揪住“紅的”問題窮追猛打。媒體呢，也沒有義務做和事佬，什麼東西好看出彩就做什麼。於是，計程車事件就演變成為市民、的哥、政府甚至企業四方都有怨言的一件事。如此看來，把好事辦好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任笑一）

媒體人的咖哩餐

2008年年底，在香港和朋友談論聖誕節如何吃大餐，說到各種美味的印象，朋友神秘地說，最期盼的是在2009年能收到政府新聞處的邀請去吃咖哩餐。原來，作為傳媒人，能在政府新聞處成立50週年被邀請吃飯，還是特別有意思的，要是邀請報道香港的內地媒體，意義更是不同了。

之前聽說過香港警察請人喝茶，廉政公署請人喝咖啡，但沒有聽說過政府新聞處請人吃咖哩餐。在香港與政府新聞處也曾打過交道，每次有求必應，然而卻沒有被請過咖哩餐。對於香港傳媒來說，咖哩餐卻是一種見證傳奇。朋友說，上世紀80年代香港做記者的，就開始流行圍堵採訪最快最新的新聞，很多事情力求最快報道。當時的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在任）在一次出席活動記者爭搶位置時，被數個話筒伸過來圍住。可當時有記者不小心，話筒打了尤德的頭。政府新聞處後來推出新動作：組成“行街隊”。

凡是有政府高官外出活動時，新聞處就負責組織記者採訪，既滿足傳媒要求，又不會讓傳媒吃飯的鐵傢伙碰到被採訪者。有時候遇上場地限制的採訪，政府新聞處會挑選一些報紙、電視、電臺的代表組成聯合採訪隊，採訪後的結果，交給未去的傳媒共享，沒有參與的媒體下次有機會輪換。而當時的新聞處長曹廣榮（1983—1985年在任），則更進一步與傳媒搞關係，在香港歷史上，第一次請各家傳媒高層聚餐。政府買單請吃飯的事情，在香港還是有規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傳媒高層人數眾多，後來看中了香港輔警的飯堂，而輔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哩餐。此後的二十多年至今，歷任新聞處長都要請傳媒高層吃“咖哩餐”。

不過，話也說回來，傳媒高層吃了二十幾年的“咖哩餐”，已經成季節性節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聞處處長馮程淑儀的“咖哩餐”再有突破，除了傳媒高層外，首次增加席位請新聞一線的記者吃“咖哩”。不過，新處長還賣關子，說2009年是政府新聞處成立50週年，到時有特別活動。這個包袱埋得巧，讓朋友惦記著快一年時間，不過也快了，就兩個月時間。

中國人愛喝茶，老外習慣喝咖啡，但是咖哩因為味道獨特，無論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歡。聽完了新聞處的故事，當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哩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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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順義的良心賬

18天前，他曾給我們打來報料電話，自稱欲辦理特殊工種提前退休卻一直沒有透過，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

8天前，他揹著菜刀和錘子到社保局，關門，掄錘，一個進醫院，一個進拘留所，憤怒與希望，一同被砸碎。

現在，2009年11月，我們的同事在接近零攝氏度的蘭州街道上，奔走於各個局之間。犯罪事實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