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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兵，但他“用而示之不用”（《計篇》），派人出城商定投降之事。尤其高明的是，他派人出城“賄賂”燕將，求其入城後保護家小，把城中人的“膽怯”之情巧妙地透露給燕軍，示卑驕敵，麻痺對手。“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軍爭篇》）田單在戰場上組織反攻之前，用示弱假降之計徹底剝奪了燕軍將士的戰爭意識，齊軍“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計篇》）的取勝條件已經成熟。

即墨城中止有精兵五千，反攻兵力嚴重不足，田單藉助畜力作補充，用了火牛陷陣之計。齊人點火於牛尾，一是為了驅牛殺敵，二是為了引火於敵，火攻燕軍。《孫子兵法》講了“火攻五法”，並認為“以火佐攻者明”（《火攻篇》），齊軍在反攻中火助聲威，果然收到了明顯的效果。田單在此計的實施中注意到了以下三點，一是根據“夜戰多火鼓”（《軍爭篇》）的要求，時間選擇在夜晚；二是鑿開城牆幾十處，驅牛“由不虞之道”（《九地篇》），使燕軍不及拒防；三是火攻中根據“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火攻篇》）的要求，派精兵隨從火牛之後進攻，擴大戰果。田單組織的這場短促的戰爭反攻完成得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九地篇》）。

開始強大的燕軍最後成了戰爭的失敗者，燕軍的失敗自有其政治的和社會的原因。從兵法理論的角度看，燕軍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有如下諸多失誤：第一，輕信齊人的離間之言，前線易帥，使不曉軍政的人指揮軍隊，中了田單的第一計，失於兵法上所謂的“害軍三患”（見《謀攻篇》）。第二，兵法要求在軍隊中“禁祥去疑”（《九地篇》），查禁迷信，消除謠言和疑惑，燕軍卻聽任即墨城中所謂“天神相助”的迷信和謠言流傳，未能消除田單第二計在本軍中的惡劣影響。第三，兵法要求在兩軍之戰中“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篇》），用兵忌諱被對方所調動，燕軍卻在城外輕信言傳，濫施暴行，被齊人牽著鼻子行動，使田單的第三計得逞。第四，兵法明白地告訴燕將：“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行軍篇》）即墨人在並未受到困屈的情況下前來請降，燕人一點也沒想到這已是田單的第四條計謀。“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行軍篇》）燕人在兩軍相爭的戰場毫無謀慮卻輕視敵手，失敗已不可避免。第五，田單驅牛出城時，兵法最後一次提醒臥眠於床的燕人：“獸駭者，覆也。”（《行軍篇》）野獸驚駭呼叫，是敵軍在大舉來襲。可惜燕人已被解除了戰爭意識，根本沒有想到這一嚴肅的提醒，使田單的第五計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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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單：活用《孫子》，五計敗燕（3）

田單以五條計策徹底扭轉了齊燕兩國軍事力量的對比，奪取了戰爭的勝利，這五條計策突出地體現瞭如下一些兵法原則：

第一，“兵以詐立”（《軍爭篇》）的原則。戰爭計謀的實質是對敵人的欺騙。勝燕五計充分體現著詭詐多變的計謀特點，其中有假情報、假資訊、假恐懼，又有假神師、假投降、假賄賂、假龍獸等等。在這裡，僅有目的是真的，一切可以為假。離開了“假”，就不會有田單的勝燕五計。

第二，“先勝而後求戰”的原則。戰爭自然有勝有敗，決定戰爭勝敗的一條重要規律是：“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形篇》）取勝的軍隊，總是先創造取勝的條件，然後才同敵人決戰；相反，失敗的軍隊總是先貿然開戰，然後企求僥倖取勝。田單指揮齊軍戰燕，嚴格遵循了“先勝而後求戰”的原則。從齊人驅牛開始起，兩軍戰場交鋒只用了很短的時間，而田單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用之於戰前對取勝條件的創造。前四計已經創就了齊軍取勝的各種條件，造成了一種必勝的態勢，有了這種態勢，才任勢求戰，並迅速取勝，達到“勢如弓廣弩，節如發機”（《勢篇》）的理想效果。因為，“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勢篇》）“若決水於千仞之溪”（《形篇》），所向披靡。這就是田單取勝的奧秘。

第三，“奇正相生”“因敵制勝”的原則。戰爭理論反映著戰爭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和變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戰爭實際則包含著任何戰爭理論都無法容納的具體要素和特殊情況，人們在戰爭中接觸到的都是戰爭實際，如何在自己遇到的戰爭實際中運用戰爭理論？選擇戰爭理論的哪一條兵法原理？怎樣按照兵法原理的要求組織戰爭實際中相對應的要素，並推動它們相互作用？這是任何一位通曉戰爭理論的將軍在戰爭實際中會首先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