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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盤端出，使鄒忌惹火燃身。考慮到這些情況，鄒忌於是採取了卜筮之計。

卜筮計的要害首先是向證人示假，是假冒被害人的名義向證人佯示“欲謀大事”的秘密，然後逼使證人向君王告發被害人。

施計之前，鄒忌必須首先選擇好向其示假的證人。按照計策要求，該證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他必須是朝政爭鬥的非參與人，因為只有這樣，證人的證詞才不會被懷疑為主觀捏造，才易被齊王相信；其二，證人必須具有獲得田忌秘密的身份。田忌“欲謀大事”的秘密不會隨便告人，該證人若不具有得其秘密的特殊身份，他的證詞就有悖情理，甚至難以向他演示證據。根據這兩點要求，鄒忌選擇街面上的算卦先生作證人。

鄒忌的門客冒充田忌家人，以卜筮的名義向算卦先生透露了“欲謀大事”的虛假資訊。在古人的觀念中，臣子“欲謀大事”，是圖謀奪政的隱蔽說法。鄒忌的門客正是要給算卦先生留下田忌謀反的印象，以便後面有證詞可供。由於算卦先生從不考察求卜者的真實身份，他把這裡的求卜者當成田忌家人去看待，自然對田忌的謀反信而不疑。

算卦先生被鄒忌派人蓄意捉捕拷問，在齊王面前，他不敢冒犯欺君之罪，只好把經手的實情告訴君王。算卦先生並不認識那位求卜的“田忌家人”，前者被捕時後者已經離去，繼續追查的線索中斷，於是算卦先生的供詞就成了惟一的旁證，齊王即使不想懷疑田忌謀反，也難以否定這惟一的證據。

齊威王：自孝見忠，聞叛不疑（1）

戰國時齊威王手下有一位名叫章子的將軍。《戰國策？齊一》載，秦國有次攻打齊國，齊威王派章子率兵應敵，章子在前線與秦軍商談和好，使者相互往來，他讓一些齊兵變換徽章，混雜於秦軍之中。有一位官員來對齊威王說：“章子讓齊兵跑入秦軍隊伍了。”威王沒有反應。一會兒，又有一位官員來說：“章子領著齊兵降秦了。”威王仍然沒有反應。一連這樣好幾次。負責此事的大臣請命說：“說章子壞了事的眾口一辭，君王何不派大將率軍攻擊章子？”威王說：“章子不會背叛我，那是很明顯的，我為什麼要發兵攻擊他呢？”過了不久，傳來捷報說：“齊兵大勝，秦軍大敗。”秦王於是向齊國道歉致謝。

事後，身邊的人問齊威王為什麼能知道章子不會背叛，威王回答說：“章子的母親啟過去得罪了他的父親，他父親將啟殺掉後埋於馬棚之下。我任命章子為將時勉勵他說：‘你這次若能全勝而還，我一定會重新安葬你的母親。’章子對我說：‘重新安葬先父之妾我並非辦不到這事。我母親啟得罪了父親，父死前沒有教我改葬。如果我沒有得到父親的吩咐而重葬母親，就是背叛欺侮我死去的父親，所以不敢這樣做。’作為人的兒子，他不敢背叛死去的父親，那他作為臣子還能背叛活著的君主嗎？”

章子被齊威王任將後，在與秦軍對抗的前線上，借和談之名為齊兵創造打入敵軍的機會，他以假詐敵，最終取得了戰役的勝利。然而，當章子在前線與秦“和談”，齊兵開始打入秦軍時，卻有許多官員向齊王連續報告章子的所謂“叛變”行為，請求齊王派兵出擊。章子假和談的計謀屬軍事機密，不會讓更多的人知道，許多官員不明真相，他們出於對國家利益的關心向威王報告所見情況，當屬合理的行為。

社會上不乏“三人成虎”的現象，一個本來沒有的東西，因為傳說的人多了，便使人們不能不信以為真。與此相反，齊威王對章子的認識卻不為傳聞所動，儘管有多位官員向他報告章子的“叛情”，但他始終認為章子不會背叛自己。他的這一認識不是源於對前線戰情的瞭解，也不源於對章子長期的考察，而是源於他對章子自孝見忠、以誠見信的兩種分析判斷基礎之上。

家國一體的宗法制社會衍生出了忠孝一體的倫理觀，這種倫理觀作為一個時代的意識融入人們的精神世界，參與人們對事情的理解和判斷。社會一般認為，一個在家孝悌（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的人，他在國事中必然對君忠誠。如春秋時孔丘的弟子有子就曾說過：“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見《論語？學而篇》）明確認為講究孝悌的人很少犯上作亂。關於什麼是孝，儒家宗師孔丘曾概括過很多方面，其中他曾認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篇》）甚至還認為，孝就是“無違”（《論語？為政篇》）。章子的父母曾有一段怨情，當雙親去世、章子成了一家之主時，他寧可承受母親屍葬馬棚的屈辱，也不敢改變父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