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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述兩則事情的比較，典籍的作者得出了“巧詐不如拙誠”的結論。

樂羊在軍中食子示志，最終攻取了中山，反映出了他的“巧詐”之智，而秦西巴憐而釋鹿，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一種“不忍人之心”（孟子語）。按照儒家所倡導的仁義觀念，秦西巴比樂羊更符合於臣子的標準，因為以他所具有的“惻隱之心”（同情憐憫之心），必然不會產生對君主的殘害行為，必然會盡心維護君主的地位而不會有非分的篡逆念頭。樂羊恰恰相反，他雖然立了大功，但立功的過程正好表明他缺乏那種“不忍人之心”。許多典籍選取這兩件事情作比較，並引申出某種結論，確實反映出了歷史上特定文化背景下社會所具有的某種價值審判，意在啟發人們按此標準為自己的人生做出恰當的人格定向，可謂用心良苦。

然而，上述兩事有一種性質上的不可比較性。樂羊的巧詐物件是敵國，而秦西巴的誠信所施，並不是孟孫的敵人。秦西巴可以對小鹿憐而釋之，這並不會妨礙什麼，但樂羊如果對中山之敵憐而釋之，就不會有什麼軍功，就是對魏國的犯罪。人們可以要求某人對狩獵之物施以憐憫，以相互表白自己原本具有的惻隱之心，取得社會的讚許和認可；但任何君主都不會要求、也不希望自己的將軍在戰場上對敵人給以仁慈和憐憫，這一道理是根源於現實的功利觀。

魏文侯絕不會反對樂羊在戰場上以巧詐之智而立功，絕不希望樂羊在軍中見亡子而飲泣喪志，但當樂羊食羹示志，以巧詐之智立功後，他轉而又懷疑樂羊對君主的忠誠之心。魏文侯對樂羊的矛盾心理，是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價值觀與現實社會的功利觀之間巨大矛盾的反映，表現著傳統文化對於社會現實的背離。觀念的要求和現實的要求從不同方面牽動著人們，使君主在看人用人上產生相互矛盾的心理，也使平常人常常在立功和立德的選擇之間無所適從。現實要求人們立功社會，但立功的過程往往必須剔除無原則的仁慈，使用某種巧詐之智，而這很可能難以立德，為人猜忌；傳統觀念要求人們講究仁慈，以誠信待人，杜絕巧詐，但這一要求又使人們難以立功。觀念和現實的不同要求使用人的人和被用的人同時陷入了不易解脫的困惑中。

社會的發展總是要求觀念向現實相趨合而不是相反，把握住了這一點，就是把握住瞭解脫上述困惑的根本方向。人們應該面對現實，經常地在觀念領域除舊佈新，而不應該讓傳統觀念凝固了自己的思想，束縛住了樹功於社會的心理和行為。眾典籍的作者將上述有關樂羊和秦西巴兩個性質不同的事情作比較，雖然機靈地揭示了人們在巧詐之智和拙誠之忠兩者之間進行價值選擇的矛盾困惑，但他們沒有發現造成這一困惑的根本原因，沒有從促進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得出了“巧詐不如拙誠的結論”，這一結論誘使君主著眼於一己私利來看待臣民和處理問題，引導臣民明哲保身地進行行為選擇和人格塑造，會使人們常常放棄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

魏文侯：巧詐拙誠，價值何取（2）

其實，“巧詐”和“拙誠”並非互不相容的兩種人格屬性，它們可以統一於同一個人身上；人們也不能脫離具體物件和條件來談論二者的孰優孰劣。拋開兩個特意選定的事例，它們的關係就能看得比較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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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璜：賢君臣直，智救同僚

《呂氏春秋？不苟論？自知》、《新序？雜事》、《資治通鑑？周紀一》講述了戰國初翟璜巧諫魏文侯，免除任座之罪的策略方式。魏文侯與幾位士大夫宴飲，席間他問大家：“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君主？”大家贊仁稱智，都說的是讚揚之語。輪到任座發言，任座說：“您是一位不賢明的君主。攻取了中山不封給弟，卻封給兒子，以此知道你不賢明。”文侯不高興，怒形於色，準備處罰任座，任座嚇得快步跑了出去。接下來輪到翟璜發言，翟璜說：“您是賢明的君主。我聽說過，賢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說話就直率。剛才任座的話很直率，‘因此可知您很賢明。”文侯聽了很高興，急忙將任座從門口請過來，拜為上卿。

魏文侯讓大家評論他，看來是更喜歡聽到讚揚的話，任座的批評之言惹怒魏文侯之後，翟璜既想肯定任座的意見，又想不再惹惱君主，還想讓君主高興地赦免任座，於是就在君臣關係上巧設玄機，把君主的賢明和臣子說話的直率作為一般的規律而聯絡在了一起，提出了只有君主賢明，臣子才說話直率的認識前提。以此為前提，他以任座說話直率來反證魏文侯的賢明，自然使魏文侯樂於接受。

巧妙之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