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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難以斷定相人有否真正科學的依據和方法，但卻能夠肯定，上述楚人的“相人”之方有其極大的合理性。

人們按照自己的認識和觀點看待外界事物，對於與自己看法大致相同的人，會逐步產生一種內心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如果能不斷得到強化，那相互間就會增加往來，甚至結為知己；，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交往關係。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是有內在原因的客觀事實。

楚國的這位相人者也許對他的考察物件並不知底，但他首先確定該人的交往範圍，接著分析這一範圍內許多人物的共性特徵，憑此就知道了考察物件的基本情況。事實上，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那些自發的交往群體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源於其相同要素的凝聚，它們要本能地透過凝聚形成力量，既抗拒來自不同要素的壓力，又實現自己的歸屬。因而，同一群體的人總有其相同或相似的特徵，只要願意仔細考察、認真分析，總能發現其有別於其他群體的共性特徵。反過來，某一群體的共性特徵必然為該群體中的個體所擁有，發現了其共性特徵，就等於掌握了對其中任何個性做出斷定的基本依憑。

相人者不僅要斷定一個人的基本情況，還必須指出一個人的大致命運。事實上，任何社會都有其相對穩定的禮儀規範系統，都有與之相應的獎懲標準和升貶機制，掌握了一個人的品德、性格和特長愛好等基本情況，把他放置於社會特定的獎懲機制中去考察，分析社會對他的個性發展能給予多大的允許度，看他在社會中會得到多麼大的獎懲量，這就多少能窺見他人生的必然命運。如果相者能在此基礎上再輔以人生偶然性的詭秘式提醒，那就真可以作為一次人生命運的預測了。那位楚國的相人者看來是很有經驗的，他把受相物件分為普通百姓、國家官員和朝中君主三類，結合各類人不同的人生目標和客觀條件，緊扣受相者本人關注的問題，常常能做出令人歎服的預測。

憑交友而斷定一個人，嚴格說來並不是本來意義上的相人，也許這位楚人要借“相人”之名蠱惑人心，吸引顧主，有他自己另外的目的，但不管怎樣，他的“相人”不是憑主觀臆斷，有其客觀上的合理依據，他“相人”的奧秘告訴人們：一個人的結交物件往往就是該人的影子，其中反映著該人的某些特徵，從一個人眾多的交往物件上，能觀察到該人不少的個性特徵。考察一個人，應該把他的交往物件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以從中發現直接考察所不能發現的特徵。同時，一個人和他的結交物件在形象上互為鏡子，人們常常不能準確認識自我形象，但只要能真正瞭解自己結交物件的群體形象，也就能對自我形象的基本特徵有所瞭解，這也許是人們追求自知之明的一條有用方法。

孫叔敖：為官三怨，賢相可免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的令尹，被後世視作列國名相。《列子？說符》記載：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隱士曾對孫叔敖說：“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問他何謂“三怨”，這位隱士回答說：“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告訴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爵位、權力和俸祿是一個人做官的三種伴生物，並且一般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一個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官職，也正因為伴隨這種官職而來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權力和更厚的俸祿，他個人的尊嚴、價值和享受由是也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或更充分的實現。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個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數愈少。一個人獲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佔據了更多的人所覬覦獲得的目標，堵塞了眾人企圖逐層晉升、獲取尊榮的狹窄之路，必然招致眾人的嫉妒。其次，一種政權機構能夠施予社會的總權力具有一個客觀的限度，其中的一個人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必使主上的權力減少，而且更大的權力也構成了對主上地位的威脅，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惡。另外，豐厚的俸祿會使一個人拉大他與眾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極易促成他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氣，從而招致眾人的怨恨：孫叔敖是當時楚王手下官職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訴他高職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惡和怨恨，這一誠懇的提醒包含著他對社會生活的全面觀察和深沉的思考。

孫叔敖並沒有否認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願蒙受三怨；作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告訴了自己居處高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