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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但恐怕上海租界內不行了。他說：

我忽然想起李鶴嗚（達）的夫人是嘉興人，何不去嘉興開會。於是便立即跑到漁陽裡去商量，因為鶴嗚是住在仲甫家裡的。我們商量決定，鶴嗚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僱一隻大船等著，我們第二班車去，乘船遊南湖。於是連夜分頭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兩兩地到北站上車，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興，早有鶴嗚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當地的人，以為是遊南湖的，也不注意。我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透過黨綱和黨的組織。18

出席中共“一大”（4）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組織，至今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介紹，說法很不一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黨史大事年表》一書中稱：“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由張靜如等人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一書稱：“在最後這次會議上，代表們還選舉了黨的中央機構，由陳獨秀任中央書記，李達負責宣傳工作，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而黃美真、郝盛潮主編的《*史事件人物錄》，只籠統地說“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王健英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料彙編》稱：*一大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中央局”，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為委員，並分別擔任書記、組織與宣傳各部主任。

由於有關*第一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領導機構的原始文字，尚未被髮掘，所有的記述都是以“回憶”為依據，因而不盡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據周佛海稱：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除透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外，並選舉陳仲甫（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19

周佛海的這種說法與上述大多數的記述，基本情節是一致的，主要的區別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選為“副委員長”和“代理委員長”。此事筆者難於作出判斷，只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作為歷史疑案了。

*一大於8月初結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會辦事處，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透過該組織出版指導工人運動的刊物，舉辦工人補習學校。在幫助工人學習文化的同時，秘密地向工人宣傳*主義，並組織產業工會，領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

周佛海說：“大會完畢之後，一面指派各地的負責人，分頭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動起來。我們覺得實際工作，要從勞動運動做起，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並指導上海勞工運動。‘勞動組合’是日本名詞，‘書記部’是俄國名詞的翻譯。把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合併起來，做一個勞工運動組織的名詞，是費了許多心思想出來的”。20

周佛海曾自我吹噓地說他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後，曾秘密地在工人中開展活動。他說：例如在日本人經營的紗廠的工人，想學日語，他便在工人居住的地方，開一日語學校，他每隔一夜去教兩小時。“‘到民間去’的口號，我們都做到了”。21

正當周佛海在上海活動得起勁的時候，暑假快完了，他必須回到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去上學，因此，只好去電催促在廣東任教育委員長的陳獨秀回滬。但陳獨秀回到上海後，卻發生了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事件，他因為要給陳獨秀送一封信，而險些被捕。正在這個時候，由於第三國際要在伊爾庫茨克召開一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以對抗美國將要召開的華盛頓九國公約會議，中國方面，要召集工人、農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派去參加。周佛海說，接到這個通知後，由於時間非常急促，而又毫無準備，急得他毫無辦法。他與眾人經多次商量，決定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方各大城市，和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長江一帶，則由他親自出馬。於是，他便乘船到了長沙、漢口、安慶等地，透過毛澤東、陳潭秋等，約集了一些青年，交代了有關事項。在他返回上海時，陳獨秀已經被營救出獄，由於學校早已開學，他便把經手的事項，交給了陳獨秀，離開上海，往鹿兒島上學去了。

脫離共產黨（1）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推動了全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黨的組織也得到了一定發展。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綱領，為全國人民指明瞭鬥爭方向，奮鬥目標。192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