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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巴黎和會是當時國際政治的一個極其重大事件，各國的宣傳媒介都大量報道有關和會的種種訊息。周佛海曾說：在一高的時候，正是巴黎和會的前後，各國外交家都大出風頭。所以對於凡爾賽，非常神往，抱負著一種野心，將來想做一個折衡樽俎，馳騁於國際舞臺，為國家爭光榮的大外交家。後來研究俄國革命史，又抱著一種野心，想做領導廣大民眾，推翻支配階級，樹立革命政權的革命領導者。列寧、特洛茨基（即托洛茨基——筆者注）等人物的印象，時縈腦際，輾轉反側，夙興夜寐，都想成這樣的人物。5
1943年，周佛海在他所寫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曾談到：由於他是以“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當別人稱他為“做文章的”時，認為是別人對他的輕視。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20年暑假，他因返鄉而滯留上海時，一天去時事新報館拜訪張東蓀，他到了報館，但張東蓀仍未到。有個姓俞的編輯出來招待時，不久來了一個人，大約是研究系的相當重要的人，隨梁任公遊歐回國的。俞替他們介紹。當介紹周佛海時，稱他是“做文章的”，這使他萬分不高興。他說：“我當時抱負不凡，深以將來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如今卻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當成一個單純的文人，因此感覺是一種輕視。文人，自然有文人的價值和重要，但是我當時卻志不在此。”
從上述周佛海的自白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周佛海的世界觀、人生觀中，一切是以“我”為中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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