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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之中，於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然後於第二年的夏天，開各地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我在計劃擬定，分頭派人工作的時候，恰當學校要開學，所以就回到鹿兒島的學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憶，不論是否準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組織的發起和籌備工作，只是由於學校開學返日，而未正式參加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成立活動。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下，繼上海共產黨的組織建立之後，北京、漢口、廣州、濟南、長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並且進行了宣傳*主義和組織工人運動等活動。這表明成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的條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來到中國，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周佛海回憶說：“1921年夏，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當時，各地代表陸續來到上海。他說：陳獨秀由於受陳炯明之聘，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沒有出席會議。“廣東代表是（陳）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存統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14

周佛海所說的這次代表大會，即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出席會議的代表，周佛海的回憶是不完全的，據各方面的材料證實，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達、李漢俊外，還有北京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廣東的代表陳公博，以及周佛海作為日本的代表，出席會議。由陳獨秀指派參加會議的包惠僧也於會前趕到。

關於會議召開的時間，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代表大會預定6月20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15出席會議的除上述13人外，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張國燾主持會議。

在會議進行中，也即召開最後一次會議之時，突然遭到法國警察的搜查，最後不得不改在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中進行，並結束了會議。關於這段情節，有關出席會議各人回憶，不盡一致。據周佛海說：會議開了好幾天之後，“究竟是馬令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換個地方。我們在此地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漢俊家開會。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原因是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睡在地板上糊糊塗塗也就睡著了。據他說，大約12時，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進來，經毛澤東的說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寫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中，作了如下記述：

原來他們正在開會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面生的人跑進房來，因為當時既沒有衛兵守門，而漢俊家又是和同鄉合住。所以此人上樓，沒有人去阻止。他進房來一看，便道：“對不起，走錯了。”說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馬令機警。他說“快散了罷，一定是偵探”，於是立即散會，只有公博還留著與漢俊閒談。不到一刻鐘，法國探目，安南巡捕，中國包打聽，把房子圍住，一擁上樓。探捕問他們為什麼開會，他們說大家都是北大學生，因為要出一種雜誌和叢書，所以開會商議。探捕又問為什麼有兩個外國人，他們說是北大教授，請他們指導。一箇中國探捕指著（陳）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嗎？”原來公博雖然自信他的北京話，說得和北京人一樣，而別人聽起來，卻好像是外國人說中國話。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經過好久的說明，才證明他是廣東人。巡捕看見漢俊書架上，全是社會主義的書，於是大教訓一頓，說不應看這些書。問了一刻，也就去了。僥倖巡捕沒有搜身。他們兩人口袋內，都放有共產黨黨綱草案，如果搜出，還有不進巡捕房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