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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言官的輿論監督問題，說：以臣之力制服遼東而有餘，調和朝廷眾人之口則無能為力，那些忌功妒能的言官，雖不至於掣臣之肘，也足以亂臣之心。

朱由檢全神貫注於“五年復遼”的方略，聽得專注，不由得從寶座上站了起來。聽罷袁崇煥的話，略加思索後回答：朕自有主持，你不必為浮言介意。

袁崇煥再也沒有什麼條件可以提出了，只得表態：臣如果不能馬到成功，收復故土，還有什麼顏面見皇上！但臣才疏學淺，還望皇上指示、教訓。

朱由檢沒有給他什麼指示、教訓，平淡地說：你的陳述井井有條，不必謙虛。隨後敦促他早日出山海關，實現諾言。

在一旁的內閣大臣劉鴻訓等提請皇上，賦予袁崇煥便宜行事的權力，賜給尚方寶劍，把指揮大權統一於袁崇煥。朱由檢表示同意。他還招呼袁崇煥走近，和顏悅色地說：願你早日平定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袁崇煥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照皇上心意，早日了結遼東戰局，宣揚皇上威德，消滅敵寇。

這場御前會議，顯示了崇禎皇帝刻意營求“中興之治”，急於平定遼東的焦慮心態。他即位以後，著重抓了兩件大事，一是清算“閹黨逆案”，二是平定遼東，應該說全部抓到了點子上。在他看來，只有辦成這兩件事，“中興”才有希望，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因此，對袁崇煥寄予厚望，幾乎言聽計從，全力支援。袁崇煥看透了皇上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提出“五年復遼”的方略，來“聊慰上意”。動機固然良好，效果卻適得其反。

袁崇煥雖然清正廉潔、能征善戰，畢竟缺乏謀劃全域性的政治頭腦，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條陳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辭令，應該模稜兩可，有迴旋餘地。他貿然提出“五年復遼”這樣的軍令狀，使自己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鑄就了無可挽回的錯誤，因為他是在用“戲言”搪塞這位辦事頂真的皇帝，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無異於把達摩克利斯劍懸在了自己的頭頂之上。

以袁崇煥在遼東這麼多年的戎馬生涯，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瞭解，對這場戰爭曠日持久形勢的判斷，他無論如何不能違心地許諾“五年復遼”。俗話說，軍中無戲言，君前無戲言。當時在場的許譽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開河，到時按期責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煥自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於是提出許多苛刻條件來刁難各部大臣，力圖留下回旋餘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開口，皇帝已經一一滿足，使得他再也無退路可遁。一年後，御史毛羽健冷靜地回顧此事，評論袁崇煥向皇帝許下“五年復遼”的諾言，如此說：他對豪言壯語佩服的同時，也看到了問題，這並非袁崇煥平日胸有成竹的語言，眼中毫無全域性觀念，恐怕是倉促應對陛下的提問，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確實，從當時力量對比判斷，明朝方面要抵抗後金的南下，已經很困難，企圖收復失地更是難上加難，“五年復遼”云云，完全是無法實現的夢想。袁崇煥日後的悲劇下場，就由這場對話而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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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督師遼東（5）

這和袁崇煥的秉性有很大的關係。清初學者張岱《石匱書後集》為袁崇煥寫的傳記，對他的秉性有這樣的評論：“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躁暴，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基於對袁崇煥秉性的深切剖析，就可以理解“五年復遼”豪言壯語的提出，並非偶然。但是，大言不慚的結果，不僅不能“滅寇”，反而導致了“自滅”。

欽差出鎮行邊督師

御前會議以後，袁崇煥就成了皇帝寄予厚望的“欽差出鎮行邊督師”，位高權重的欽差大臣、督師統帥。如果說一句套話：機遇和挑戰並存，實在很牽強。對於這位督師大臣而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敗的可能性很大。因為這個緣故，他在離京履任之前，向皇帝呈遞奏疏，再次想從皇帝那裡得到一點回旋餘地。

他從前任遼東經略熊廷弼、孫承宗一再受到排擠、難以實現抱負談起，說到自己的顧慮。說得文一點，就是“任而勿二”和“信而不疑”——對任用的人不要有二心，對信用的人不要有疑心。他認為，朝廷駕馭邊臣與駕馭京官有所不同，邊防統帥處於戰爭之中，可驚可疑的事情經常發生，必須從成敗大局著眼，而不必過於計較一言一行的細小差錯。

出於這樣的考慮，他重申自己的“平遼方略”，可以概括成三句話。第一句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