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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輝同志為司令員，郭述申同志為政治委員，周駿鳴同志為副司令員，張勁夫同志為政治部主任。從此，五支隊在羅炳輝、郭述申等同志率領下，堅持在淮南津浦路東地區開展抗日遊擊鬥爭。

羅炳輝同志身高體魁，一口雲南鄉音。他平時總是著裝整齊，裹綁腿，扎腰帶，在腰上掛支左輪手槍，那身影、嗓音、風度，給人一個直觀印象：確是一個標準的軍人。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是我軍一位優秀的指揮員。日寇從津浦路滁縣出發，佔領鐵路東邊的來安縣城，國民黨的舊政權人員不是聞風而逃，就是附敵為逆。為了堅持保衛路東抗日遊擊戰爭根據地，擴大我軍的影響，鼓舞路東軍民的抗戰士氣，羅炳輝同志親自部署和指揮，先後3　次攻打來安城，第3　次兼用火攻，消滅日軍100　餘人，偽軍200　餘人，粉碎了日偽的“掃蕩”計劃。從此，“羅司令三打來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蘇皖邊區到處流傳，五支隊也威名大振。

五支隊剛成立時，部隊沒有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基礎較差，羅炳輝同志就組織領導整訓部隊，從基礎訓練做起，親自做示範，手把手地教，有時還經常出題目考問戰士，他總是講：“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他就是這樣嚴格要求部隊的，同時對待下級或戰士又是十分關懷、體貼。天氣尚未轉寒，他就關照供給部的同志及早為戰士們準備冬衣；部隊有了傷病員，他常常囑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顧好他們的生活，做好一點的東西給傷病員吃，部隊到了宿營地，他親自檢查床鋪和生活安排得怎樣；休息時，就找幹部掰腕子，比臂力，給戰士們講故事。那種平易近人的作風，官兵親密無間的情景，深受廣大幹部戰士的擁護和愛戴。

我是1939年秋，從皖南來到江北地區的，當時軍部組織了一個巡視團，共十餘人。由軍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陳再勵為團長，軍部教導總隊教育長馮達飛為副團長。巡視團還帶了一個20多人的服務隊，開展部隊和地方上的宣傳、文藝活動。巡視團的任務，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隊和江北遊擊縱隊，檢查幫助工作。這年冬天，陳再勵、馮達飛兩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則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擔任組織科長。這時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來，總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務隊除外）。從此以後，我就在江北皖中、皖東地區與江北部隊一起活動，再沒有返回皖南。

當時的鄂豫皖區黨委，在1939年7　月前，曾受到王明錯誤路線的影響，沒有將主要力量放在敵人佔領的地區，放手發動群眾，發展武裝，而是把大批幹部留在大別山國民黨第五路軍部隊所在地，幫助五路軍建立大別山根據地，事實上，為國民黨桂系當了“苦力”。到了1939年7　月，接到黨中央指示才進行了轉變，有計劃地把黨領導下的抗日青年和進步人士，分批轉移到新四軍主力活動地區。致使江北的廣大地區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發展，錯過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時機。回憶起來，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由於受到王明的“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發展。這種狀況，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東以後，才完全扭轉過來。

四1939年11月初，黨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東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領導華中敵後軍民進行抗日戰爭。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揮部以後，他為了團結教育幹部，指導進行抗日鬥爭，與幹部戰士親密無間。他走到那裡，就深入到那裡進行調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幹部談工作，談思想，談生活。由於我當時工作在江北指揮部，有幸親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質，親耳聆聽過不少他的教誨。

當時，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經濟上進行封鎖，在政治上製造磨擦，限制“異黨”，破壞抗戰。他們妄圖削弱新四軍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們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確貫徹黨中央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獨立自主”的方針，在中原局幹部會議上，多次強調：領導幹部要明確樹立獨立自主地發展人民武裝，依靠群眾創造根據地，堅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敵後發展遊擊鬥爭，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說：“我們不但要打日本鬼子，還要堅決地對國民黨頑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當進行鬥爭；如果不在反磨擦鬥爭中取得勝利，敵後就沒有我們的地位，就沒有抗日根據地。”他還意味深長地說：“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