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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作了《克服浪費、厲行節約》的報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開展對敵經濟鬥爭。
1943年秋,新四軍軍長陳毅同志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張雲逸同志代理主持全軍軍事工作。在此期間,他指導二師、三師一部的皖東反頑鬥爭,取得了津浦路西佔雞崗首戰殲敵一個團的勝利,以後又予敵以重大打擊,有力地策應了我軍恢復豫皖蘇根據地的鬥爭。1944年冬,根據黨中央和軍委的指示,他部署了開闢蘇浙皖邊區的鬥爭,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蘇浙軍區,取得了粉碎日偽軍多次進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頑戰役的勝利,擴大了江南反攻的前進陣地。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決定華中局和山東分局合併為華東局,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當時,陳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東即到魯南前線指揮作戰,張雲逸同志領導了部隊北撤工作,並率新四軍軍部到達山東,實現了同山東軍區的合併。
解放戰爭期間,陳毅同志兼任野戰軍司令員,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揮作戰,軍區的軍事工作由張雲逸同志主持。1947年,蔣軍對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時,張雲逸同志組織、指揮地方部隊就地堅持鬥爭,避免了損失,贏得了勝利。同年,華東軍區機關轉移到渤海惠民地區,由張雲逸、鄧子恢等同志組成了黨的華東後方工作委員會,張雲逸同志任書記,領導華東後方工作和渤海地區的土改複查工作,進行了土改、整風、三查三整和整頓後方工作,提高了幹部、戰士的階級覺悟,克服了暫時的經濟困難,對鞏固後方,支援戰爭作出了貢獻。
全國解放後,張雲逸同志歷任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南局委員,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直接主持廣西工作,大力進行經濟恢復,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勝利。
(二)
張雲逸同志有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參加了“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軍工作。1933年11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張雲逸同志奉黨中央指示,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名義到長汀,與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談判閩西邊界與交通問題,達成了協議。1934年1月,張雲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擔任我黨駐十九路軍的軍事聯絡員,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漢年同志一起,參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關於合作反蔣的談判。由於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領導,沒有采取正確的方針,張雲逸同志雖然盡了自己的努力,終未取得成功。後來他寫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闡述這次失敗的經驗教訓。“西安事變”後,張雲逸同志跟隨周恩來同志參加我黨代表團的工作。1937年4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問題,在離延安五十里的勞山山口遇匪阻擊,周恩來和張雲逸同志臨危不懼,脫險後又踏上征途,為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繼續戰鬥。
抗日戰爭初期,為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張雲逸同志奉黨中央指示,奔走於南京、武漢、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黨中央還派他到澳門去迎接葉挺同志出任新四軍軍長。
張雲逸同志在江北指揮部時期,鑑於以往參加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情況下,他始終堅持了我黨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對反共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張雲逸同志曾多次同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談判。國民黨限制我軍發展抗日武裝,企圖割斷江北新四軍和八路軍的聯絡,“命令”皖東我四支隊和豫皖蘇六支隊調往江南,並無理限制皖東部隊只准在津浦路東西三十里之內地域活動,企圖借刀殺人。張雲逸同志堅決拒絕了國民黨的無理要求。廖磊的繼任者李品仙,1940年初入皖,正值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對我限制與摩擦愈加厲害,直至向我發起進攻。張雲逸同志一面提出團結抗戰,強硬抗議國民黨的限制和挑釁;一面堅決粉碎反共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取得了勝利。
(三)
張雲逸同志對黨忠心耿耿,把黨的事業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為人寬厚,平易近人,待人熱情誠懇,關心幹部,愛護同志,個人生活儉樸,工作刻苦,一貫被同志們稱道為德高望重的革命長者。
張雲逸同志一貫謙虛謹慎,對黨中央的指示堅決執行,對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同志、朱總司令和鄧小平、劉伯承、陳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貫重視維護領導核心,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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