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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起義烽煙四起，隋煬帝無心再戰。不得不班師回朝。三次親征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軍隊，而且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為大隋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明朝英宗在位時，重用宦官王振。正統十四年（1449），瓦刺也先率兵犯邊，王振認為這是揚威遠方的機會，也是進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機會，於是慫恿英宗貿然親征。英宗自己也想重現曾祖父成祖掃蕩漠北的輝煌，於是此不顧大臣們的勸諫，草率親征。結果，明朝50萬大軍被瓦刺3萬騎兵沖垮，王振不懂軍事，指揮失誤，導致全軍覆沒，英宗只好束手就擒。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變”。

現代人的面子工程

中國人好面子，中國人的“面子工程”也是出奇的多。諸葛亮如此，我們現在的地方政府領導也是如此。

如今的地方政府領導，不喜歡默默無聞地低頭幹事業，稍微有點成績便想讓上級領導知道。為了得到上級的承認，就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貼金工程”、“政績工程”上下功夫。動不動就要搞什麼“世界第一”、“亞洲之最”，根本不管地方財政力量是不是允許。結果不僅把地方財政搞得一塌糊塗，還把很多財政負擔轉嫁給了地方上的人民群眾。很多地方的百姓說“政府蓋幢樓，百姓背座山”，“一年政績債，十年還不清”。

江蘇省某市耗資100萬元建起了一座“最大公廁”。該公廁採用了目前國際上流行的鋼架結構，內部的瓷磚、玻璃等裝飾材料都屬高檔次的，建築面積約300平方米。而此時該市很多居民正為附近沒有普通廁所而犯愁呢。

原在安徽阜陽當市委書記、後來升任安徽省副省長的王懷忠，是國內面子工程的代表人物。根據《南風窗》雜誌報道，20世紀90年代初，王懷忠提出了將阜陽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設想，與之相匹配的是“大機場”計劃，目的在於提升阜陽的“國際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證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陽地方財政補貼。從1995年動工到1998年完成，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億。結果機場建成後，客流量少得可憐，2002年阜陽機場旅客吞吐量總共為920人次，每條航線的年度財政補貼高達400萬元，加上190多名員工的工資和龐大的運轉、折舊費用，徒有其表的“大機場”成了地方財政的沉重包袱。據估計，王的一系列“政績工程”使阜陽到期財政負債達20多億元，相當於目前財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陽未來10年的財力。結果，從1995年到2000年6年間，阜陽GDP同比沒有任何增長。

大量的政府官員熱衷於“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實際上是扭曲了政府的職能。那麼政府的職能是什麼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在他的《自由選擇》一書中提出，現代市場經濟下國家政府的職能主要有四個：保證國家安全、維護司法公正、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和幫助貧困人員。而我黨也一直強調，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為地方官來說，為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才是真正的績效目標。人民群眾希望政府加強就業保障，改善就業環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然而，在某些官員眼中，為群眾謀利益是不容易被上級領導看見的事情，所以就放棄了這些神聖的工作，轉而去追求那些能夠起到“轟動效應”的專案之中。一時間，各地政府都開始招商引資，大興土木，唯恐上級領導看不見自己的成績。

根據《南風窗》雜誌報道，1995年阜陽飛機場擴建工程正式動工，阜陽市的政府工作人員、教師、農民每人被攤派了數百元的機場建設費。從當年起，阜陽市委市政府開始下達硬性財政收入指標，某鄉鎮曾經發生過一起鄉長帶槍強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對此不聞不問。

一個與王懷忠關係“很近”的縣委書記坦言，王懷忠在一次酒後向他附耳傳遞了幾句“箴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績，就算你能，就能上，但關鍵不是讓百姓看到政績，要讓我（領導）看到政績。”

像王懷中這樣的“政績”幹部其實還大有人在。建設部官員在2004年09月25日披露，中國662個城市、2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五分之一的城鎮建設存在“形象工程”。建設部城建司副司長王天錫說，由於一些城市長官意志嚴重，不按科學態度搞建設，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仍較為突出。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無論在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舉例說，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一個5萬人口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