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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實際上就是對東北局關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上出現的“左”的傾向的批評。

斯大林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但高崗並不甘心，他回國後就開始抬高自己，貶低劉少奇。高崗向人散佈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對劉少奇的報告不滿意；斯大林最欣賞高崗。借斯大林之口，高崗企圖抬高自己的地位，壓倒劉少奇。

在毛澤東1949年12月訪蘇時，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信轉交給了毛澤東。

很顯然，毛澤東也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回國後並沒有就此問題考慮過，也可能是因為國內百廢待興、任務繁重的緣故吧！但至少，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及早的解決，就留下了後來高崗變本加厲不擇手段地向劉少奇“進攻”的隱患。

在山西省委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上，劉少奇為保持一段時期內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不被過早地打斷，從而使進入社會主義具備充分準備的條件，因此對山西省委的“逐步地動搖直至否定私有制”的觀點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然而，在這些問題上，劉少奇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這些，也就是高崗向劉少奇進攻的所謂“主要證據”。

攻擊劉少奇之“風”被高崗攪得越來越大，“浪”也越來越高，越來越惡。

高崗發出的第一發“炮彈”，就是工會問題的爭論。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工會工作也因之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之後，企業內部是否還存在著矛盾？如果存在，這種矛盾的性質是什麼？怎樣解決這種矛盾？

1950年7月，中南地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作了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針對當時中南地區工會工作中出現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以及相當一部分工會幹部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而不重視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三個問題：工會工作的立場問題；工會要代表職工利益的問題；工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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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號毛澤東之“脈”（2）

鄧子恢認為，在公營企業中，做工會工作同志的立場和態度，應該與企業管理人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場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由於彼此的工作崗位、任務的不同，即使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場和任務，不能脫離工人群眾的利益而成為“廠方的附屬品”。

7月29日，鄧子恢致電毛澤東，彙報了會議的情況和他所作的報告的要點。30日，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全文發表了鄧子恢的報告。

劉少奇看到鄧子恢的報告後，對這一新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8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語，轉發鄧子恢的這一報告。劉少奇在批語中說：“工會工作是目前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黨委對於工會工作顯然注意不夠”，鄧子恢的“這個報告很好，望照鄧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查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委對工會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是為至要。”

劉少奇的這個批語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立三（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等人傳閱後下發。

鄧子恢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新問題和觀點，在領導幹部和工會工作者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討論。

劉少奇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袖，當然也非常注意這一問題，並積極地參與了這一討論。1951年2月3日，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擴大會上講話，提到了鄧子恢關於工會工作問題的報告和觀點，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贊成鄧子恢的觀點。

但是，鄧子恢的觀點並不是大家異口同聲地都贊成的。首先就在東北引起了異議。

早在鄧文發表前，同年7月21日，高崗就已在東北總工會執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強調說：“黨政工一個目的，親密團結搞生產，切忌對立起來提問題。”

鄧子恢的文章發表後，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當有人批評鄧文宣傳“機會主義的原則與理論”時，高崗也在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批評鄧文“欠妥”，“混淆思想”。

1951年4月，針對鄧子恢的文章，高崗組織有關人員寫了一篇題為《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