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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相聯絡，經濟聯絡還說不上，目前工廠只供給農民20％的工業品，手工業供給達80％，工農聯盟在經濟上很薄弱，以後要加強工農聯盟，主要在經濟上；組織上人民代表會議加強，人民民主政權鞏固了。“到這時，我們才採取步驟進入社會主義。”

對進入社會主義，劉少奇也有設想，但這是建立在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的基礎上的，必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階段。劉少奇認為，進入社會主義要走兩步：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是第一步，農業集體化是第二步。

隨著毛澤東對劉少奇關於山西農業互助合作處理的批評，也就是對劉少奇“山西批示”的批評，“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思想很快就轉向毛澤東所設計的軌道，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就儲存富農經濟作出了明文規定外，中央還批准紛紛出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規定，以保證富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但在實際上，相對於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建設而言，儲存富農經濟只經過了3年左右的時間，大大短於原來設想的貫穿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即10—15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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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3）

1950年9月20日，劉少奇就由貧僱農起家的新富農是否可選為勞動模範問題，覆電東北局：

只要新富農本人勞動好，對勞動有新發明和創造，對僱工待遇又好，合於勞模各種條件，而不是簡單計算新富農的生產量多，不是他的僱工勞動好而本人勞動並不怎麼好，就可以選為勞動模範。

由於富農本人也是勞動者，只要他合於勞模條件，另加一條對僱工待遇好，亦可選為勞模。

這也就是說，富農也是“勞動者”，所不同的是他“僱工”，就是“剝削”，但這並不妨礙他當選勞模，條件是：勞動好，對僱工待遇好。

12月12日，中南局給中共中央電報中，準備發出放手發動群眾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20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覆電中南局並轉華東局、西北局、西南局說：

我們基本上同意你們發這樣一個指示，著重糾正土改中的右傾偏向，以便發動廣大群眾進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還應增加一些防止“左”傾危險的指示，指出哪些“左”的錯誤是不許再犯的，例如侵犯中農利益，忽視聯合中農的重要性，破壞富農經濟，對地主普遍掃地出門，亂打亂殺，在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大轟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發動群眾，另一方面有不犯或少犯“左”的錯誤。否則，某些幹部很可能重犯過去某些“左”的錯誤。

劉少奇在這裡除同意各中央局反對土改中的右的傾向外，還提醒要注意“左”的傾向。而這在他天津講話時就曾經說過，反右往往隨之而來的是“左”的抬頭。劉少奇注意到，土改中“左”的錯誤必然會觸及富農經濟、中農利益，甚至出現比較激烈的鬥爭方式，這在新中國成立後，是不允許的。

廖魯言在談及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時說：

富農在土地改革實行後，每人所保有的土地，一般仍相當於當地每人佔有土地平均數的二倍，有些地方，對富農的小量出租土地也未徵收，仍予保留。

富農對此是怎麼反映呢？華東局1950年12月8日向中共中央作的關於土地改革試點總結報告稱：試點地區土改完成後，“貧僱農得地開心，中農有利放心，富農不動定心，地主勞動迴心。”中農說：“人家也勞動，不動是對的。”“富農都不動，我們更安心了。”

對富農的保護和不動的政策，實際上在農村土改中爭取了富農，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據中央政策研究室1951年1月11日的報告說：入冬以來兩三個月的土改中，各地發生的破壞土改的事件，差不多都是地主幹的，富農乾的很少，富農確實處於中立狀態。另一份材料還講到：有個地方有四家富農，一家地主。原來這五家每天聯合起來，與政府與貧僱農搗亂。但在聽到劉少奇同志的“五一”講話後，四戶富農說，這個講話很好，從此再不理那戶地主了。有些富農對這一政策的理解是這樣的：“毛主席不叫動我們的土地財產，是因為我們這些人沾了個‘農’字的光。”

然而，富農們高興得有點早，因為原定的保護政策很快在土改後有了新的變化。

土地改革完成的當年，1953年12月，毛澤東就正式宣佈了“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直到最後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