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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和行動的標準，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

毛澤東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3）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認真修改了在全會上的檢討稿。1月16日，劉少奇將檢討稿報送毛澤東，並在電報中說：

現將我準備在全會的檢討發上，請予審閱和修改。這個檢討已經周、陳、彭、鄧諸同志審閱修改過。其中有幾個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但這樣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擊，如果有人要攻擊，就要讓人攻擊一下，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如何？請主席指示。

對劉少奇的檢討稿，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毛澤東的嚴厲警告和他對劉少奇的鮮明的保護態度，以及七屆四中全會的即將召開，使高崗、饒漱石惶惶不可終日。終於，他們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圖矇混過關。可是，承認錯誤的時機稍縱即逝，他們錯過了改過自新的機會。

高崗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擬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提出在會議前到杭州同毛澤東面談。

1月22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談到了此事，並再次強調了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他在信中說：

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檔案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儘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1月7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志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

1954年1月15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了《關於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通知》：“根據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決議，定於1954年1月30日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此次會議的議程為：一、審查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關於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問題；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問題。”

1月25日、2月5日，劉少奇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找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教育和挽救，並當面批評了他，同時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過自新。但高崗執迷不悟。

2月3日，劉少奇又同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二人沒有改過自新的願望，仍然百般抵賴，想僥倖矇混過關。

可是，接著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卻令他們實實在在的“吃不了兜著走”。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既是一次為一屆人大作準備的會議，也是一次解決建國以來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的會議。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不在北京，會議就由劉少奇主持。

會議開幕當天，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在全體會議上作了報告。報告概述了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其他有關問題；提交全會討論《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

劉少奇在報告中針對高崗、饒漱石的錯誤，對決議草案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說明。

高崗、饒漱石執迷不悟，終於自食其果。

2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向會議作了自我批評，“多年來，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我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和盡力去完成中央託付給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過去一個時期的工作中表現了一些缺點並犯了一些錯誤，我想利用中央全會這個機會，來加以檢討，並對某些問題略加說明。”他在自我批評中，除對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談過的關於生產合作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等問題又作了一次檢討和情況說明外，還對建國初期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審幹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1946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視察時的一些講話也作了檢討和說明。

毛澤東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4）

劉少奇的態度是非常端正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