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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加寫這段話同在劉少奇講話稿上加寫的那段話非常類似。這說明，毛澤東不希望會議離開原來的議題：討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更不希望會議出現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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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2）

但是，饒漱石只是一味地攻擊安子文，以至於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饒漱石的問題被揭露後，高崗兩次找毛澤東，要求保護饒漱石。高崗問題暴露後，饒漱石也為高崗“申冤”。

對此，毛澤東曾經風趣地說：“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

顯然，毛澤東看穿了高崗這種自作聰明式的“保護”饒漱石的背後，實際上蘊藏著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樣的平靜，只不過，這一段時間出奇的平靜。冬日的陽光也是懶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種刺骨的寒風颼颼地四處亂鑽。

這一天，這裡舉行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者有20餘人，由毛澤東主持召開。

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劉少奇採取了謙讓的態度，周恩來、朱德等人支援毛澤東的提議，但高崗卻跳了出來反對，主張搞輪流。這一下子，高崗的險惡居心就暴露了。

毛澤東言辭犀利地警告高崗、饒漱石：“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曾經以其特有的語言風格挖苦高崗說：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8號（高崗住所）車水馬龍。

這一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被毛澤東一句話，揭了蓋子，露出了真實面貌。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劉少奇主持起草了這個決議。這實際上就是七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的發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陽光暖暖地照著一處樹叢掩映的房舍。毛澤東在這裡一邊主持起草憲法，一邊還要密切關注並指導著北京的那場仍未結束、正在進行的黨內鬥爭。

12月29日，根據毛澤東在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的提議，針對高崗、饒漱石的一系列反黨活動，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同日，他致電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況：“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業已寫好，特派人送上，請審閱修改並批示，這個草案曾經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鄧子恢同志正寫社論，待社論寫好後即可發表。總路線宣傳要點，日內即可發出。”“中央各項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謹慎地照常進行，望勿繫念！”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接連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劉少奇及書記處全體成員的。信中提議決議草案“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透過，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志參加會議”，並對會議的議程安排作了具體的部署，其中第三個議程是透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毛澤東在信中提議：“透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報告請劉少奇同志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報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准這個決議”，但是，“關於第三個議程，應儘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毛澤東還要求在報告寫好後“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

毛澤東的另一封信是寫給劉少奇個人的。他在信中說：

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併電告我一閱。

幾天之內，毛澤東審閱了決議草案並作了修改。其中有兩處加寫的內容表明瞭毛澤東在黨的團結問題上的看法。一處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還緊緊地依靠著一批忠實的有能力的高階幹部”，另一處是：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