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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底，總結教訓、糾正錯誤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調整政策和調整經濟，使農業形勢開始露出了好轉的苗頭，工業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於黨內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國民經濟仍很困難。

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回憶說：

我帶領江蘇的省、地（市）、縣及部分重點廠礦企業的領導同志，赴京參加了會議。當時大家曾想：中央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刻，召開這樣一個大會呢？……我領會，中央請全國幾級幹部都來參加會議，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來認真總結3年“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以便統一思想，做好工作，戰勝困難，腳踏實地地前進。

這畢竟是比較上層的領導幹部的心情，相對而言，來自最基層的幹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當時普遍的心情。

他們畢竟是最基層的“父母官”，面對困難形勢，他們的心情在沒有中央的指示的情況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八方諸侯會京城，劉少奇一語驚夢（3）

當時，有很多縣委書記從未到過北京，當他們入住高階賓館時，有一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

中共龍山縣委書記王福彬回憶說：

當時，我國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我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也是如此。全縣農業生產已經連續三年歉收，農作物收穫面積由1958年的92萬畝下降到78萬畝左右，糧食產量由億斤下降到億斤左右，糧食平均畝產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於1958年“大躍進”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興起的高指標、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的做法，使整個工作十分被動。1961年，中央接連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等指示，但由於多種原因，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工作中“左”的錯誤還在延續，幹部作風問題也不少，強迫命令、多吃多佔等現象時有發生。

面臨這樣的局面，幹部和群眾，黨內和黨外議論紛紛，思想很混亂。尤其是在黨內，相互埋怨的腐蝕黨內的團結的情緒在滋長。不少幹部對當時經濟困難的形勢看法很不一致，對“大躍進”4年工作的評價也褒貶各異。

……

當時，我作為中共龍山縣委主要負責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經濟每況愈下，人民生活困難重重，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和負疚感便重壓心頭，有時簡直壓得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路該怎麼走，工作該如何幹，在實踐中也看出了不少問題，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觀上“大躍進”的氣候還沒有消失，主觀上對有些問題還缺乏深刻認識，因此，工作上一時顯得束手無策，思想上表現得焦慮不安。我們急需要聽到黨中央的聲音，急需要聽到毛主席的聲音。

來自最基層的聲音，恐怕也是高層領導人所聽不到的吧！

召開七千人大會，就是要“上下通氣”。

召開七千人大會，就是要齊心協力找出路，不能再猶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分發到與會者手中，要他們集中討論，廣泛聽取來自各條戰線、各個層次的領導人的反映。同時，成立了由劉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共21人參加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作進一步的修改。

從各方面對報告反映的情況看，與會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銳批評，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諸多疑問，比較集中的是：“三面紅旗”和廬山會議後大反右傾的問題。“左”和右，實際上是根本。

根據反映，1月17日，劉少奇主持了第一次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對報告進行初步修改。來自上海的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作為毛澤東的“好學生”，作為毛澤東稱之為“柯老”的人物，作為“大躍進”的鼓動者和力行者，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對代表們就“大躍進”提出質疑表示了擔憂：《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要不要？15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指標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辦法鼓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除幾種地區外，還是可以的。糧食總產量6000億斤總還是可以的，華東區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億斤的指標。

柯慶施說，對《書面報告》越看越沒有勁。

1月18日，彭真發言。他是一個敢於直言的人：會議和原來的設想不同了，實際上是要總結經驗。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對1959年的災情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