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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帶頭和王權對抗。於是，倫敦的正、副市長都遭到了逮捕。倫敦人為營救市長髮動暴亂，喬治三世又逮捕了治亂不力的倫敦治安官。迫於壓力，倫敦的資產階級不忍心看著這些官員受苦，只好放棄抗爭。

其實，喬治三世的支持者中，不單有土地貴族、托利黨人和被“忠君愛國”思想影響的平民百姓，還有不少大商人和大銀行家，這些人雖然也屬資產階級，卻和輝格黨存在不小裂痕。這種裂痕產生自1756年到1763年間，當時英國和法國正為爭奪殖民地大打出手。戰爭連年不絕，政府內部為戰還是和，爭執不休，執政的輝格黨遲遲拿不出決定。

大商人和銀行家徹底寒了心，輝格黨的遊移態度讓這些大商人、大銀行家不知何去何從，他們的利益和政府決策的關係，比一般資產階級緊密得多。心急火燎之際，這些人將期待的目光投向了王室。國王的權力如果可以居於議會之上，那麼只要國王做出了決斷，大商人和大銀行家，就可向風而動，從承辦軍需、提供武器貸款上，獲取大量利益。

托利黨人是討厭戰爭的，因為戰爭在拉動軍火工業的同時，也破壞了農業經濟，而農業正是托利黨人最主要的財富源泉。托利黨人希望喬治二世的繼位者是一位反戰人士，喬治三世剛好如此。託利黨和大商人、大銀行家的利益都可在喬治三世身上得到滿足，喬治三世的權力越大，他們的利益就越有保障。政治說穿了，就是利益關係的總角逐。

1769年，一個叫瓦特的男子將蒸汽機改造成單動式發動機，為英國的工業革命埋下伏筆。在1760年喬治三世繼位時，英國依然是個農業國，地主們的好時代還沒有過去，全英的大多數地方政府職位都是地主的，下議院中的鄉村地主佔了一大半。當這些人以議員面貌出現時，擁有立法權；當這些人以官員面貌出現時，擁有執法權。雖然這些地主出身的議員也具有一些資產階級的色彩，但對待政治，他們依舊固守地主的保守本色，但凡有害於地主階層的改革，他們都要予以反對，儘管他們未必不明白，這種改革有利於英國的未來。

地主議員不需要民主自由，他們最想要的，就是一位英明的國王，若不那麼苛求的話，喬治三世也還戴得起“英明”的帽子。托利黨人很早就想結束輝格黨人的寡頭政治了，光榮革命後的幾年，人人都對復辟十分敏感，托利黨人也不好明目張膽地叫囂王權。而不會說英語的喬治一世，鍾愛德國漢諾威的喬治二世，又始終讓英國人覺得不那麼親近。再說，喬治二世又是一個十足的軍事愛好者，讓喬治二世停止征戰，簡直是痴人說夢。唯有喬治三世，在英國生，在英國長，對英國情有獨鍾，對戰爭不那麼在意，很合托利黨人的心意。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喬治三世憑藉強力控制了托利黨人和英國政治，不如說托利黨人願意被喬治三世控制。

喬治三世是個幸運的國王，他上臺時剛好趕上輝格黨人沒落，托利黨人一心巴結國王。喬治三世的權力慾得到了滿足。然而，喬治三世又是一個不幸的國王。自1769年發明單動式發動機後，瓦特一直致力於對發動機的改造，以致整個英國、歐洲都被髮動機捲入了工業革命中。喬治三世苦心確立的王權就好比一支小木筏，在咆哮而來的工業浪潮中，傾覆毀滅。

喬治三世的心，停留在王權赫赫的時代裡，他的身體卻不由自主地被推到工業時代的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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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是我的，鑽石也是我的（1）

1899年至1902年，大英帝國的鐵蹄踏上了“德蘭士瓦共和國”與“奧蘭治自由邦”的領土，在這兩個由荷蘭移民布林人建立的共和國土地上，拉開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序幕。

“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屬於南非，南非位於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界線，是東西方海路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在南非這塊土地上，不時還閃耀著金子和鑽石的光芒，還有就是用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正因為這些優勢，南非才使得無數野心家們為之瘋狂，白金漢宮裡的紳士們也不能免俗。

1895年，約瑟夫·張伯倫步入了英國的政治殿堂，當上了英國殖民大臣，公開宣稱要在南非實行殖民政策，而另一個英國人塞西爾·羅得斯則坐鎮好望角殖民地總理。這兩人中，羅得斯與南非的鑽石和金礦最有淵源。1871年，南非金剛石礦以當時英國殖民大臣名字命名為金伯利的時候，已經是礦業巨頭的羅得斯牢牢抓住了金伯利這個金山，帶著他的德比爾斯礦業公司踏上了南非的土地。在南非的商業和政治舞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