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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回一局，不惜在1960年大選中向國民承諾，只要能讓其上臺，將會在不加稅賦的前提下改善福利條件。保守黨立即提出反駁意見，稱政府不加稅，哪來的錢改善福利。保守黨與工黨互相抨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人們把玩著兩個黨派此起彼伏的宣言，左右衡量，哪個更加現實一點。保守黨在位這10年的確做出了不小的成績，最起碼人們能看到的是社會保障比工黨時期更豐厚。於是，在強有力的數字面前，保守黨再次高調上臺。

不過這次上臺，麥克米倫沒能續寫輝煌，國內經濟一落千丈。為了填補逆差，政府只好提高稅額，削減福利，提高銀行利率刺激消費。可是大勢已去，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勞，國內經濟水平持續下降，不滿政府的人興起了罷工浪潮。

保守黨已經沒有什麼誘人之處了，麥克米倫的威信也在日益下降。國內政治不再有亮點可以吸引民眾眼球了，麥克米倫一咬牙，沒有亮點就製造一些亮點來引人注意。於是，他開始大刀闊斧地調整內閣成員，曾經創下了一次罷免7個成員的記錄。這些成員是否真的有問題暫且不說，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做了政治沒落的替罪羊。但是這一招並不奏效，後來又爆出了政府要員的桃色醜聞，讓保守黨雪上加霜。與此同時，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也被駁回。麥克米倫遇到了與艾登同樣的尷尬，這個時候除了離開沒有更好的辦法。繼任首相的霍姆伯爵，也沒能收拾這一片狼藉，這位新首相連話都說不清楚，最終也匆匆結束了保守黨政府的使命。一家英國報紙曾這樣評價這次大選：“工黨險險取勝，不是由於這個黨的領導人作為，也不是由於他們政策，而是由於人們對保守黨大資產階級執政13年的反應。”

福利國家與“英國病”（5）

1964年，工黨體面地第三次成為執政黨。首相威爾遜一上臺就發現，那個表達能力有問題的霍姆伯爵並沒有做什麼實事，麥克米倫遺留下來的6億英鎊的逆差，他一分錢都沒有補上。威爾遜滿腹牢騷，但也只能硬著頭皮醫治療這著名的“英國病”。

所謂的“英國病”，是指在二戰結束後，英國經濟出現的滯漲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經濟學家戲稱為“英國病”。

“英國病”的出現還有著複雜的背景。戰後的英國奉行凱恩斯的市場供求經濟學說，無論在什麼階段，政府都喜歡用凱恩斯經濟理論來解決。不錯，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凱恩斯主義的確幫助英國解決了不少問題。在就業、投資、國家干預等問題上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成為英國各界政府挽救經濟的法寶。然而這種過於迷信的崇拜，讓英國經濟策略變得單調，缺乏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的靈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凱恩斯主義的誘導，忽略了社會基本矛盾，而將注意力單純放在了供求關係上，為國家的經濟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除了政府對凱恩斯的盲目崇拜，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各黨派之間的爭鬥往往都拿經濟作為交換條件。不論是哪個黨派，都在競選時向人民許下一些發展經濟的諾言，上臺之後便慌慌張張地準備兌現諾言。這種緊張的氣氛，導致了政府要在短時間內實現諾言的心理。凱恩斯理論被用來製造短期的經濟繁榮，加上諸多不穩定的因素，最終導致了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然後政府會再利用凱恩斯理論製造曇花一現的繁榮景象，這樣的惡性迴圈，使英國經濟一直無法得到持續的發展。

在二戰剛結束時，英國尚且能名列前茅，到了20世紀中葉，就已經被德國、法國、日本等後來者超越。英國成為大國中的病癆，萎靡不振。

威爾遜的上臺似乎也只是延續了從前的惡性迴圈，他急於實現大選時的諾言，爭取在短時間內實現經濟復甦。於是，他增加了進口產品的附加稅，提高銀行利率，削減軍事開支，還欠了30億美元的外債，勉強對付了一些經濟問題，但是離當初的諾言還相差甚遠。另外，工黨在下院中的支援率也不樂觀。所幸的是，威爾遜是個善於調節黨外關係和矛盾的政治家，只要稍稍用一些政治手段，下院那些人還是很好對付的。果然，工黨在補缺選舉中獲勝，接著在大選中也大獲全勝。

勝利的喜悅還沒有退去，“英國病”就再次加重。經濟危機的到來讓威爾遜措手不及，失業率開始翻倍上漲，隨之而來的就是民怨沸騰，國際收支逆差。同樣的經濟問題反覆了幾十年，威爾遜意識到過去的經濟政策已經過時，於是，削減了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開支，增加消費，這個措施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應該會看到成效。可惜的是，英國不久發動了對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