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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毅生是國民黨當時的一號人物、代理大元帥胡漢民的堂弟，二胡均為國民黨右派，這一點人所共知。胡毅生等人經常在胡漢民家議論朝政，策劃活動，這一點二胡本人也不否認。由此看來，胡漢民對胡毅生、朱卓文等人的刺廖計劃是知情的，並且很有可能就是主謀。但是，廖案發生後，胡漢民卻表現得鎮定自若，胡毅生等逃匿後，誰也拿胡漢民沒法，因為誰也找不出胡漢民是此案主謀的有力證據。

胡毅生、朱卓文等人不但是國民黨內著名右派，並且和廖仲愷私怨極深。1924年，胡毅生在胡漢民支援下參加廣州市市長競選，因在選舉中舞弊，被廖仲愷查辦，失去了升官發財的機會；朱卓文曾任粵軍旅長、中山縣縣長，因辦事不力受過當時的廣東省省長廖仲愷的處分；林直勉和廖仲愷有重大分歧，丟了大本營會計司司長之職；魏邦平、梁鴻楷為粵軍軍長，從來拒不上交防地稅收，中飽私囊，廖仲愷上任財政部長後，一再嚴令統一財政，任何人不許截留國家稅收，這就斷了魏、梁等人的財路。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衝突，決定了他們和廖仲愷不共戴天。．但他們承認恨廖仲愷，甚至造謠說廖仲愷是共產黨，卻堅決否認參與策劃了刺廖案。逃匿10年後的朱卓文，一次與人閒談刺廖舊案時，這樣吐露道：“國共合作後，###……在粵省到處……煽惑農民暴動，殺害地方士紳，……餘等一般老同志，在廣州南堤有一俱樂部，名曰‘南堤小憩’，餘倨居其間。大家對此赤焰甚為切齒……決議殲其渠魁。習知俄顧問鮑羅廷、加侖、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乃密遣死士伺機以機槍炸彈擊之，務使群兇同歸於盡。下手前一日，餘誡赴義諸死士，當熟勘地形，以利進退。詎此輩……竟將此謀洩聞於衛戍部某偵察員……時吳鐵城任衛戍司令，聞訊大驚，即以電話向餘詰詢……反覆以公私情誼相勸止。餘……知不可為，遂亦作罷。然大家恨共之積忿迄未少消，而一時對鮑羅廷、加侖……又無可奈何，乃轉而埋怨親共之汪（精衛）廖諸人……但亦止於口頭謾罵，初無何鋤奸計劃可言也。一星期後，某日餘方午睡，陳順同志匆匆自外來，言殺廖事……餘知……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紙200元與之，促其離穗。世人所謂朱某殺廖，如是而已。”到了1941年，時隔16年之後，潛逃中的胡毅生也打破沉默，接見稱作“餘不足觀閣主”者，答覆所詢廖案舊事，說刺廖系“一些私恨於廖先生者乘機借刀，實不若外傳之甚”，“吾輩多被株連”，堅決否認自己參與謀殺。①

就這樣，廖案嫌疑者不少，但究竟是誰謀殺，主犯何人，至今不清。

廖案如此撲朔迷離，“三大秘案”之一的“中山艦事件”，甚至還要錯綜複雜，神秘莫測。

“中山艦事件”發生於1926年3月20日，所以又稱“3·20”事件。事件的性質，是已變成新右派的蔣介石悍然發動的一場反革命政變。過去人們一般都以為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是在1927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政變。殊不知，就蔣介石而言，那已是故技重演了。如果沒有一年前的首次政變，蔣介石就篡奪不了領導權，登不上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寶座，後來他本人及國共兩黨的歷史，自然就要重寫了。

圍繞“中山艦事件”的迷霧，多少年來從未廓清。

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但隨即就向蘇聯顧問團表示了“歉意”。

蔣介石一手發動了“3·20”政變，三天後卻又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寫一報告，自請處分。內雲：“此次事起倉促，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

蔣介石派兵包圍了蘇聯軍事顧問團，驅逐蘇駐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季山嘉等，矛頭所向已很清楚。事後，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和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維經斯基卻先後發表文章，一再否認蔣介石曾經發動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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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3）

蔣介石下令逮捕了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旋即又將李之龍釋放，並聲言是“誤會”。而事件中蔣介石所倚重、信賴的王柏齡、陳肇英、吳鐵城、徐桴、伍朝樞等人，又一個個受到了他的打擊。王柏齡被撤去二十師師長之職，陳肇英被撤去虎門要塞司令之職，兩人限期離開廣州。吳鐵城被撤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之職，歐陽格被撤去中山艦代理艦長之職，徐桴被撤黃埔軍需處處長之職，然後予以查辦。國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