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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方式），管理結構多次進行重組，職工隊伍不斷壯大，而且博物院也相對地遠離政治。

1980年，吳仲超生病住院，院長一職空缺。開始時博物院由副院長楊伯達和彭炎共同負責（不過彭炎好像在1983年被任命為院長）。從1982年到2002年，除了1987年至1991年張忠培擔任正式院長外，在其他時間裡，故宮由一些代院長和副院長領導，他們都是“領導委員會”成員。他們行使領導職責的時間分別為：彭炎從1980年到1982年，許裡從1982年到1984年，于堅從1984年到1987年，呂濟民從1991年到1993年，裴煥祿從1993年到1997年，譚斌從1997年到1998年，朱誠如從1998年到2002年。2002年10月，文化部副部長鄭欣淼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的正式院長，輔助他工作的是一個擴大的副院長小組，包括：譚斌、李文儒、張之鑄、謝方開、肖燕、晉宏逵以及紀天斌。令人注目的是，在這7個人中，有三個擁有軍方背景（張之鑄、謝方開和紀天斌），有兩人來自編輯出版部門（李文儒和肖燕）。因此，如果把鄭欣淼院長算在內，在這七位現任副院長當中，只有一個人——晉宏逵——擁有藝術史或鑑賞方面的知識（晉宏逵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後來在文物局繼續從事考古和建築保護工作）。顯而易見，負責故宮主要幹部任命工作的國務院人事部和中共中央組織部更加強調政治的可靠性，甚至是部隊經歷，而不是藝術史或博物館管理方面的知識和訓練。2003年10月，譚斌退休，一個博物館工作方面的專家李季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執行副院長。

自1987年至1991年，張忠培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是一位學者。他曾經在吉林大學教授考古學。在他擔任院長期間，還有四位副院長，分管博物院各方面工作：魏文藻分管建築與裝置；王樹卿分管安全保衛和禮賓；馬自樹分管財務和旅遊；楊新分管教育、研究、出版、展覽及保管。

◎　財務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故宮的管理方式和中國其他機構是相類似的——按照固定計劃並根據政府提供的固定補貼進行運作。但是鄧小平推行的財政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也波及故宮。1984年，中央決定博物院也應實行“責任制”，以明確責任，提高效率和業績，按工作表現進行獎懲。這帶來了權力下放，工作和財政的擔子被下放到部門領導身上。工作表現突出或加班加點的能夠拿到獎金，工作表現不良者則受到懲罰。工作人員仍然不得解僱（因此“鐵飯碗”還是沒能打破），不過估計更大的人事管理權可能會產生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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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宮的建立（12）

然而，這些意欲推行的改革從未真正得到落實，因為職工有相當嚴重的牴觸情緒。一直到張忠培接任院長後，工資制度才真正開始實行改革。張在1988年開始實施他的計劃。在一片反對聲中，張透過一系列措施推進改革步伐，這些措施實際上是用一種新的浮動工資法取代長期實行的固定工資級差標準。按照固定工資級差標準，從警衛人員到研究員，他們的報酬大體相當（每月約為40元人民幣）。而根據新的浮動工資計演算法，專業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和研究人員）可多拿一些錢（每月在145—180元之間），額外或特殊工作還另有獎金，而警衛人員和普通工人每月工資一律增加到70元。處長的月津貼是120元，副院長則根據其職責和工作表現可拿150—180元。也是在張忠培任職期間，故宮首次被允許保留一部分門票收入。

雖然故宮是一家國家級博物館，屬於中央機關，但令人驚訝的是，故宮並沒有從中央政府那裡得到大筆的補貼。據裴煥祿副院長說，到20世紀90年代末，故宮每年的執行經費預算大約是8000萬人民幣（975萬美元）。文物局允許故宮從門票收入中提成的數目正好就是這麼多（門票總收入為億元人民幣，或2190萬美元）。　由此，至少在1999年，故宮的收支大抵持平，不賠不賺。表面看來，故宮好像完全依靠門票收入，但事實上它也有出國辦展覽所得的收入。　當然，故宮必須從中央政府那裡得到額外的財政補貼，不過故宮在財政方面似乎是自負盈虧。據裴煥祿副院長介紹，除了向職工支付工資和各種福利外，故宮的建築修繕平均每年都要花費800萬元人民幣（975609美元），供水系統每年要花費2000萬人民幣（2439024美元）。

有時候一些特殊的工程專案需要專項撥款。例如，故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