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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能逃離嗎？但這卻成了閻連科難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只有不斷地在寫作中返回鄉土，去思考鄉土的生命、鄉土的一切。或許，唯有在寫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脫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他的散文，他的《我與父輩》，是一顆“洩密的心”，因為它讓我們聽到了閻連科靈魂的跳動，閻連科的文學密室，也在這種跳動聲中豁然洞開，現出了他的底線。而這底線，我們知道，就是這糅合了苦痛、哀樂、絕望又無法走出的鄉土。

北京大學　劉偉

《我與父輩》：“地層”之下的生命存在

文/梁鴻

讀《我與父輩》，有一種久遠的感動與震動。那破敗的村莊，已然逝去，或正在老去的親人，那撕心的痛苦，病痛的折磨，點滴的快樂和艱難的成長曆程，隨著閻連科對少年時代的敘述及對父輩的憶念慢慢浮現在腦海。一種已經陌生了的，但卻深刻、持續的疼痛、溫暖與感恩瀰漫在心間，你的靈魂逐漸安靜，但有淚，在模糊了你的雙眼。

一反其小說的“奇崛怪誕”及對鄉土世界的極致書寫，閻連科以一種文白相間、亦敘亦思的語言，把我們帶回“少年”的成長歲月，帶進雖灰塵蒙面，但卻充滿生之尊嚴的鄉村。因為有愛，親情，懷念及對那一方空間地理形態的愛，作者不以俯視的批判與感嘆，而以一種仰視的尊敬與懷念，以一種反哺的心態與視角，回望逝去的歲月與故鄉的親人。“父親”，“大伯”，“四叔”的存在沒有任何歷史的特殊性，並且，作者也無意在宏觀上給予“父輩”某種大的歷史象徵或政治寓意。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他們屬於那註定被遺忘的生命眾生相，只是符號，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語境中，他們是“沉默”、“麻木”的代名詞，是作為集合名詞而使用的。閻連科以對“家”的追念，對“父輩”的深切懷念還原、延伸並再次融入這一被忽略的“集合詞”和他們背後廣闊的鄉村大地，讓我們感受到這如草芥般的鄉村生命身上所生髮的光輝與尊嚴，看到父輩們如何從壯年、中年進入老年，如何在苦難的命運中掙扎、破碎與不斷奮鬥。苦難與貧窮仍是鄉村的基調，但這些卻並非是壓倒性的，它們只是生活的因素與組成，最終造就出的是充滿溫暖與感念的生命存在。

因為“仰視”，我們體味到了鄉村生命的豐富、細膩與博大，這是一種綿延的，屬於鄉村地層之下的情感。由此，也看到了一個民族生存的基本單元——家庭——如何從無到有，從一棵樹苗長成為參天大樹，它的空氣、土壤與水是愛、信念與努力。作者以“已”之經驗，寫出了民族成長之奧秘。一個民族，或生命個體的信念、精神、氣質的基礎從哪裡來？家庭。家庭所生成的力量，所凝聚起來的愛可以超越一切。在《我與父輩》中，家庭是庇護所，是堅韌、愛、奉獻、謙讓的基本象徵，正是這樣的一個個“家庭”，形成民族的整體，並綿延生長為一種性格與核心。如作者所言，“父親”、“大伯”就是家裡的領頭羊，對家的愛與維持使得個體的成長有了庇護，情感獲得依託，這些超越了物質的艱難與貧乏，成為民族最深層的東西。有關它的種種經驗與情感方式是一個經歷過極端貧窮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精神形式，是最純粹的本土經驗。閻連科在不自覺中將自己的創作，與民族傳統、本土經驗和鄉村存在形態之間建立了某種聯絡。正是在此意義上，作者寫出了自己的“懺悔”，這是父輩情感教育的自然薰化。

同樣，因為這“仰視”，作者也意外地發掘出長期以來被我們的文學與社會忽略的東西，讓我們看到了鄉村的歷史命運及情感立場。那一場“上山下鄉”運動，在知青文學那裡，是苦難人生或血色浪漫，併成為批判荒謬政治文化與啟蒙鄉村的基本起點，但是，當這一“苦難”、“啟蒙”與一個鄉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時，卻變得有些偽飾且言不及意。歷史的被遮蔽與文學史敘述的縫隙被暴露無疑。它卻是一場變相的掠奪，讓鄉村再次成為供“外來者”索取成長的材料與血液，並且承受著區別對待的命運。那一場著名的越南自衛反擊戰，塑造無數的英雄，但對於家庭來說，卻是災難降臨。弟弟鐵成入伍在部隊自殺，卻被輕描淡寫搪塞過去，大伯沒有追究，並非因為“麻木”，而是一個老農樸素的善良及對死去兒子的愛。對於四叔這樣城市的“一頭沉”工人，最終經歷的卻是無“家”可歸的悲劇。城市沒有容身之地，而鄉村已然陌生，四叔的“失落”是中國特殊體制下的悲涼人生。大伯晚年的嗜賭與幾次自殺，與早年過於辛苦的勞作，與兒女接連的非正常死亡，與不斷奮鬥但卻總是沒有收穫的苦難一生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