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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四人幫”的口號。我不知道王、張、江、姚是誰，不知道“四人幫”是什麼意味，就如不懂“計劃生育”是什麼意味一樣。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問我的四叔，說王、張、江、姚是誰？

四叔說王、張、江、姚是：汪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們偉大國家的領導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澤東逝世時，我在山上幹活，直到一週後從山上下來，才愕然聽說毛主席已經死了。現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們，又都被抓了起來，這使我過了許久之後，才隱隱省思到世界將要發生什麼變化。一場新的革命，也許就要到來，儘管各種革命似乎都與我無關。但在當時，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張、江、姚的順序，一定被誰排列錯了，應該把江青的名字，排在王洪文的前邊。雖然王洪文是國家副主席，可江青，畢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後來的事實確是證明，中國實實確確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與我有關。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裡，我正在山上幹活，我的四叔急急地從山下走來，到我面前猶豫著說，你下山買票回家去吧，家裡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驚慌，有些忙亂。叔看我忙亂，就取出了一封電報，默默地給我。

電報上只有簡單四字：“有事速回”。在那個年代，電話網路，不像蛛網樣罩在今天的上空，讓世界變得小如手掌。而那個時候，通訊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電報。緩事發信，急事發報。而發電報，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親人病重病危，或突發別的災難。因為電報上每發一字，需要六分錢還是八分錢，這六分、八分，是兩到三個雞蛋的價格。所以，世界上最簡介的文字，自然就是電報的語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電報的語言。

因為家有病人，這讓我不敢多想電報背後的事情。就只能懷揣著電報，急匆匆地下了礦山，買票整物，連夜啟程，回到了洛陽嵩縣的一隅老家。

到了家裡也才知道，家裡一切如常，只是因為社會和從前有了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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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考

中國的社會，又有了高考制度。

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報名去考那事關你命運前程的大學。

從新鄉回來，離高考還有四天。因為高中沒有畢業，就只能找出初中課本，抓緊複習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幾里外的一個學校，參加了一次對我來說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緊吃了幾口飯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與命運的老道一樣。

記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麼內容，但卻記得，高考作文的題目是：《我的心飛到了毛主席紀念堂》。這個題目，充滿著悲傷和轟轟烈烈的革命氣息。清楚地記得，在那篇作文裡，我寫了我站在我自己親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著北京天安門，心裡想著毛主席生前的偉大和光榮——在那篇作文裡，我狠命地抒發了我對偉大領袖的某種感念和情感。因著自己那時正寫著長篇小說，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寫得很長，情真意切，壯懷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頁400格的稿紙，每人發了三頁，而我，卻整整寫了五頁。因為作文稿紙不夠，舉手向老師索要稿紙時，監考老師大為震驚，過去看我滿紙工整，一筆一畫，在別人兩頁都還沒有寫完時，我的第三頁已經寫滿。於是，監考老師就在考場上舉著我的作文，大聲說像這個同學，能寫這麼長的作文，字又認真，句子順暢，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學的。希望別的同學，寫作文都要向我學習。我不知道，當時的監考老師是來自哪裡，但他的一番話兒，讓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間，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個時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門城樓上一樣。

然而那年，我沒有考上大學。

我們全縣，無一人考上大學。只有偶或幾個，考上了當地師專。而我所在的考場，上百考生，連考上中專的也沒有一個。這集體的落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集體去報考志願那天，上百個考生，無一人知道，中國都有什麼大學、省裡都有什麼大學、洛陽都有什麼學校。問負責填報志願的老師，志願應該寫到哪個學校？老師說，你們隨便填嘛。

問：“隨便也得寫個學校名啊。”

老師說：“北京大學和河南大學都行。”

問：“北京大學在北京，河南大學在哪兒？”

老師說：“可能在鄭州。”（實際在開封）。

大家都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