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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大隊支書的紅印檔案。檔案說人民公社絕對不允許各家各戶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戶的自留地，必須在檔案傳達之後的三日之內，全部收歸公有。

那是1966年的事。

1966年的那個寒露的中午，父親從會場上回來沒有吃飯，獨自坐在上房的門檻兒上，臉色灰白陰沉，無言無語，惆悵茫然地望著天空。母親端來一碗湯飯說：“咋辦？交嗎？”

父親沒有說話。

母親又問：“不交？”

父親瞟了一眼母親，反問說：“能不交嗎？敢不交嗎？”

說完之後，父親看看母親端給他的飯碗，沒有接，獨自出門去了。吃過午飯，父親還沒有回來。到了吃晚飯時，父親仍然沒有回來。母親知道父親到哪兒去了，母親沒有讓我們去找父親。我們也都知道父親去了哪裡，很想去那裡把父親找回來，可母親說讓他去那裡坐坐吧，我們便沒有去尋叫父親。那一天直至黃昏消失，夜黑鋪開，父親才有氣無力地從外邊回來，回來時他手裡提著一棵紅薯秧子，秧根上吊著幾個鮮紅碩大的紅薯。把那棵紅薯放在屋裡，父親對母親說：“咱們那塊地土肥朝陽，風水也好，其實是塊上好的墳地，人死後能埋在那兒就好啦。”

聽著父親的話，一家人默默無語。

默默無語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涼。

2　蓋房（1）

沒有誰能想到父親會下世得那麼急快，母親、姐姐、哥哥及左鄰右舍，誰都覺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讓他的子女們無法接受。但是父親，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對於常正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處，在等著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夠伸手及你，它才會伸手攜你而去。但對於一個病人，那就不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從你的對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來。人生就是那麼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離，如果時速一定，只有你單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對長點的時間，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來，那你的人生時間就要短下許多。世間上每個人只有那麼一段行程，一個人獨自走完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個我們看不見的死亡的黑影，也來搶行你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親，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的。他一定因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見了屬於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對面，也正有一個暗影在向他走來。所以，他作為一個農民、一個父親，就特別急需把他認為一個農民父親應該在人世的所盡之責，無遺無憾地盡力完畢和結束。

那麼，一個身為農民的父親，他活在世上到底應該做完一些什麼事情呢？盡到一些什麼職情呢？這一點，父親和所有北方的農民一樣，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樣，和他周圍所有做了父親卻最遠的行程是到幾十裡外的縣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陽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遠足的農民一樣，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情，就是要給兒子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幾乎是所有農民父親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為有病，父親對這一目的就看得更為明晰、更為強烈、更為簡捷：那就是在父親生前，他以為他需要做完的許多事情中，最為急迫的是兒女們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礎之上。似乎誰家有好的房舍，誰家兒女就有可能具備理想婚姻的基礎。房子是一個農民家庭富足的標誌和象徵，甚至，在一方村落裡，好的房屋，也是一個家庭社會地位的象徵。父親和所有農民一樣，明白這一點，就幾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財力，都集中在了要為子女們蓋下的幾間瓦房上。蓋幾間瓦房，變成了父親人生的目的，也變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現在，我已經記不得我家那最早豎起在村落的三間土房瓦屋是如何蓋將起來的，只記得，那三間瓦房的四面都是土牆，然在臨靠路邊的一面山牆上，卻表砌了從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來的黃色的礓石，其餘三面牆壁，都泥了一層由麥糠摻和的黃泥。春天來時，那三面牆上長有許多瘦弱的麥芽；記得那半圓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會發現一個個瓦楞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兒，像無數隊凝在天空不動的雁陣。記得所有路過我家門前的行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腳步，端詳一陣那三間瓦屋，像懂行的莊稼把式在幾年前路過我父親翻撿、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