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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院正規、裝置好、技術也好，咱們火車、汽車，跑了幾百裡的路程，又沒錢付賬，如果人家不讓住時，你們都給醫生跪下。我也給醫生跪下。”

當下，我頓時哭了。我知道，師醫院遠不如偏僻的農村縣醫院的技術和裝置，知道父親的病雖不是惡症，但也是難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隊醫院，更多的考慮是可以免費。我擦著淚說：“爹，都給醫院說好了，來就能住。”然後，我把師文化科長幫我在師衛生科開的“需要照顧住院”的介紹信拿出來給父親去看。父親望著那信，臉上有了一層興奮，掛著笑說：“想不到能來這裡住院，說不定我的病就該好在這裡，要那樣你這輩子當兵也就值了。”

不消說，父親是抱著治癒的極大期望來住院的。在最初的半個月，因為醫院禦寒溫暖，因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輕了。那半個月的時光，是我這一生回憶起來最感*、最感溫馨的短暫而美好的日月。因為，那是我這輩子於父親唯一一次孝敬床頭的兩個星期。每天，我頂著北風，走四五里路去給父親送飯，一路上都哼著戲詞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飯時，父親、母親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電影場找到了他們，見他們在寒冷裡聚精會神地看著電影，我的心裡便漫溢過了許多歡樂和幸福，以為父親的病是果然輕了，慌忙給哥、姐們掛了長途電話，把這一喜訊通告他們。父親也以為他的病有望再愈，在看完電影回來之後，激動而又興奮，說他多少年沒有看過電影了，沒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場電影，也才咳了幾次。

然而，三天後下了一場大雪，天氣酷寒劇增，父親不吃藥、打針就不能呼吸，而打針、輸液後，則呼吸更加困難，終於就到了離不開氧氣的地步。於是醫生就催我們父子儘快出院，一再地、緊鑼密鼓地促催著出院，害怕父親在醫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親也說：“不抓緊回家，怕‘老’在外邊。”這就結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個月的床頭盡孝、補過的日子。

回到家，農村正流行用16毫米的電影機到各家放電影的習俗，每包放一場10元錢。電影是當年熱遍天下的《少林寺》，我們一家都主張把電影請到家裡，讓父親躺在床上看一場真人能飛簷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來，父親也渴望這樣，可把放映員請到家裡時，母親又說：“算了吧，有這10塊錢，也能讓你父親維持著在人世上多活一天。”這樣，我們兄弟姐妹面面相覷，只好目送著那個放映員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門——這件事情，成為我對父親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裡都有幾分疼痛。給父親送葬時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著說，父親在世時，沒能讓他看上一場（僅一場）他想看的電影，然後她們都以此痛罵她們的“不孝”；我看見哥哥聽了這話，本已止哭的臉上，變得慘白而又扭曲，淚像雨注樣橫流下來。於是，我就知道，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裡，留下懊悔的陰影也許比我的更為濃重。而獨屬於我的頓足的懊悔，則是在1994年“國慶”，我沒有給新婚的妻子買一套衣服，沒有買一樣禮物，我用借來的120元錢打發了我的婚事，打發了妻子一生僅有一次的婚姻。當我領著毫無怨言的妻子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時，正趕上中秋突來的暴寒陰雨，父親突然病危，使家裡一天一夜慌亂不止，請醫抓藥、輸氧熬湯，一家人不敢離開病床半步。那一夜陰雨剛過，天空有些放晴，我家上空的星月清冷而又稀薄，屋子裡充滿了寒涼和對父親的擔憂，大家連走路說話都慢步輕聲，似乎生怕驚了父親微弱的呼吸和細弱的魂魄。終於到父親的病情有些緩解，大夫把我和母親叫到另外一間屋裡，說父親的身體太虛太弱，需要一些貴重藥品的滋補。問：“家裡還有錢嗎？”母親搖頭。而我這時，把頭深埋在自己懷裡，很久沒有一句言語。望著我們一家，大夫長嘆一聲，以他特有的職業語氣說：“只要二叔（我父親）活著，你們家怕不會有好日子過；你們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幾天。”不知道這位在父親生病期間盡心盡力的鄉村大夫，那時候是對父親生命將盡的判斷，還是對我家——世界上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生存的一種總結。說完，他們就又到父親床前去了，而我卻不知為什麼站在那兒沒動。站在那兒，腦子裡嗡嗡嚶嚶，似乎從大夫的話裡，預感到了一種不祥。說不上在那兒站了多久之後，我獨自從屋裡出來，孤零零地立在寒夜裡，抬頭望了一下冰色的天空。突然，我的腦子如天裂樣劃過一個念想，那可怕的念想如流星樣一閃而失，帶著轟鳴，帶著劇烈的光電，在我的頭腦砰然地炸響——我一點都不知是為了什麼，完完全全是猝不及防，我腦子裡又重複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