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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的人生與命運。戰爭是什麼呢？戰爭的形態實質就是災難，而災難就是平地生雷或晴天霹靂，百姓又如何能夠預知呢？說實在的，倘若我知道軍旅的途道上等待的是一場戰爭，我想我不會那麼固拗地要逃離土地去參軍服役，不會把一個兒子應該承擔的擔子義無反顧地全都放在父親的肩上。剩下的問題就非常清楚了：我完全可以不去服役，完全可以同成千上萬的兄弟姐妹一樣在土地上耕種勞作，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呢？我不去父親會在基本病癒多年後復發他的舊疾嗎？不復發舊疾他會在58歲就離開這個他苦苦留戀的人世嗎？父親的病疾和故逝，如果說是他的命運造成了他這樣的人生，那麼，他的命運又是誰給造成的？我在他悽悲、苦難的命運中，是個什麼角色呢？起了什麼作用呢？這些一目瞭然的答案，在父親患病之時和故逝之後的最初年月，我很少認真地去想過、思忖過。事實上，是我沒有膽量去思考這些，害怕我必須承擔的責任和過錯，會*裸地擺在我面前，像學生總是不去看老師在作業上改錯後的紅筆批註樣，我總是繞開這些最直接、簡單的問題，以能有的“孝行”來彌補——實際就是遮掩我一生都無法彌補的過錯和罪過。早先，我在哥哥沒有給家裡裝電話之前的十幾年裡，保持著每月給家裡寫兩封信的勤勉以報平安；現在，通訊發達了，我則每隔三天兩天，都給母親打個長途電話，說些淡清的閒話，保持著那種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必須的通話聯絡。離開家鄉、離開土地長達三十幾年，每年春節，我都千方百計要回家過年，哪怕當戰士和剛剛提幹初期時候，紀律如鐵，我也總是假詞理由，要在過年時回家陪著母親熬那大年三十的傳統除夕，偶遇實在不能回去過大年初一時，也必要回去過個初五或正月十五。早先時候，我回家的其中一件必行之事，是把當年我寫的那一大疊兒母親整整齊齊收好的報安信件撕毀或燒掉，以免積得過多，被人窺出那其中形式大於內容、甚至有時虛浮大於實在的隱秘。我在拿每月6元、8元的津貼時，每三五個月給家裡寄一次錢；在提幹之後，每月領了工資，除去伙食與僅有的零用，也都如數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親的吃藥和療病。

按理說，老天爺總是睜著眼睛的，似乎連他睡覺時，也許都還總睜著一隻似公不公的眼。這樣，他害怕我家的苦難過多而累積成一種爆發的災難——因為災難總意味著一種結束和重新的開始，所以他讓我大姐飽嘗了17年病痛後緩輕下來，繼而，又讓我們兄弟姐妹，如接力賽樣又開始瘋跑在為父親求醫問藥的人生道路上。那時候，大哥已經是每月元工資的郵電局的臨時投遞員，他每天騎車跑幾十公里山路投信送報，吃食堂最差的菜、買食堂最便宜的飯，有時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兩餐，把勒緊褲帶節餘下的錢送回家裡；大姐因身體虛弱，被照顧到小學教書，每月也有12元的民辦工資；二姐除了種地幫母親洗衣燒飯，也不斷去拉沙運石，跟著建築隊幹一些體力零活；母親，還有我的母親，她比她的任何一個兒女，都更多地承受著幾倍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餵豬養雞，外到每個兒女的婚姻大事、內至每天給父親熬藥倒痰。可以說，父親的生命，幾乎全都維繫在吃藥和母親的照料上。所以母親每天少言寡語，總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撐。母親粗略地核計了一下，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那幾年，父親如果哪天有5至6元錢用於藥品，那一天父親的日子就好會過些；如果沒有這5到6元錢，他就難熬那一天因我的逃離而留給他的苦難。可在那個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錢，又談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鹽燒煤的日常開支，家裡的窘境，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大姐病重的時候。　。　想看書來

8　罪孽（2）

1982年冬，父親的病癒發嚴重，那時我已經是個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師圖書室的管理員，家裡在窘到極處時，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隊的醫院。這一方面，因為部隊醫院隱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部隊醫院可以周旋著免費。於是，我請假回家去接了父親。記得是哥哥把我、父親和母親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陽至商丘的火車。火車啟動時，哥哥在視窗和我告別說：“父親的病怕是不會輕易好了，無論好壞，你都要讓父親在醫院多住些日子，是醫院都比家裡要好。”哥哥說：“讓父親在醫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親下世去了，我們弟兄心裡也可以少些內疚。”我正是懷著少些內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親，可天黑前下了火車，到師醫院的門口，父親突然把我叫住、把母親叫住，說：“我從生病以來，沒有正經住過醫院，這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