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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前途，都是極大的根本的傷害。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康有為常常口不擇言，其言其文，傷人無數。

現今的國人大體上和舊時代不同了。他們不再渴望一個明智的皇帝和一些守正不阿的清官。他們業已懂得，只有西方式的*制度，才可以保證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富裕、安全和受到公正的對待。就算得力的強梁或中產以上階層，也多作此想。這是他們急不可待地將子女玉帛轉移到歐美的一個原因。

但那時的康有為卻自始至終渴望一個明智的皇帝，而且這個皇帝對他那麼賞識。

梁啟超念頭飄忽

1900年，梁啟超想去美國，未及到，而義和團已在北京騷亂，接到多方函電催促回國。回至日本，聞北方失守。抵滬之日，唐才常等人已先後就義。

公私皆不獲有所救。於是去國，先往香港，繼而渡南洋，遊澳洲（《三十自述》）。他1902年春辦《新民叢報》。他說，“專欲鼓吹革命”，“如欲導以變法，則不可不駭以民權，欲導之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以革命”。大概唐才常的血把他刺激了一下。

錢基博說：“梁氏……其間亦為革命排滿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

1903年，康有為在香港發表《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章太炎作《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予以痛駁。

這個時候，梁啟超將世界政體分為三種，一是*立憲政體，但他說該政體在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施政方略變數太大，不是國家之福；二是君主專制政體，朝廷把人不當人，防民如防備盜賊一樣，各種矛盾衝突導致大亂，也可怕得很；三是君主立憲政體，乃是最優良的，它行之有效，又合於中國風俗。

但是他又說，今日中國遂可行君主立憲政體乎？還是不能。立憲政體，必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

這又把話說回去了。既然如此，當年何必緊緊抓住光緒帝變法呢？像愚公移山一樣，一代代等下去不好嗎？

到了1905年，他撰寫《開明專制論》，倡言中國今日萬不能實行共和之憲制，也不能實行君主之憲制，當以開明專制為憲制之預備。較之同盟會此時發行的《民報》，梁氏常與之為敵，思想又趨保守逆動。

汪精衛《論革命之趨勢》1910年春刊於《民報》。他在此數萬言長文的結尾部分指出，立憲派的論點：應使憲法由國會產生，不應是國會由憲法而生。

這是不錯的，它是憲政的正途。

問題是，前提是憲法若要由國會產生，就決不能使國會由朝廷的指定而組成。若是這樣，那憲法也不可得。現實是什麼呢？國會系由朝廷指派而成。

這一點，就連立憲派也絕望了。

所以，汪精衛在文章中呼叫立憲派趕緊醒悟，促他們勘破生死界限，假如他們真的念及人民的疾苦哀號，就應當奮然投袂而起。

作者指出，專制之世，上下都沒有法可守。因此人民對於君主，只有以道德高下來判定，有道德就足以服人，無道德則被指為殘賊。立憲的世道就不一樣，君主和人民的權利義務，都有法條所限，人們看待君主，沒有賢愚不肖的問題，僅有違法與否的分別。若要把危險的大權在握的君主控制在籠子裡，使他不至於亂咬人，必須造成真正的憲政。若是國會由強權指定，那樣的國會就只得名義，憲政呢？自然是晃晃悠悠，無根漂蓬，又必定泡湯了。

在同一年的梁啟超的文章《國會期限問題》中，梁氏以為，清朝官吏視憲政為寇仇，所痴迷者，就是金錢，就是權位，沒有別的。他們也大呼要立憲要憲政，不過前提是這種憲政必須保證他們對權位、金錢的攫取，否則什麼憲政也不要。

梁啟超論到，前些年，考察政治大臣曾有結論：立憲政治，上利君，下利民，而獨獨對中間的各級官僚不利。為什麼呢？他們為之迷醉的貪賄之政，肯定不可行了。所以梁氏認為他們才是憲政的大阻礙，即憲政的阻礙並不在居於最高位的皇帝。基於此點，他推求再三，恭維說，皇上對憲政的期待，比任何人都還要急迫。皇上定然對國會愛護有加，就像愛護子女一樣。可是，預備立憲一會兒九年，一會兒七年，沒個盼頭，他也急啊。那怎麼向國人和讀者解釋呢？梁先生說，可能是要求憲政者的哀告還不夠，誠心還不足，那麼他就要帶頭，不斷地請求，不斷地上書，直到那一天的到來……此公也真可謂移憲政之山的愚公了。

章太炎對康、梁輩是很煩躁不耐的，主要